汤炖了四十分钟，火候刚好。我关了火，从橱柜里端出两只碗。一只白瓷的，我的。
一只青花的，上周刚添的。门铃响了。我擦了擦手，瞥了眼玄关的猫眼屏。
走廊里站着个男人。瘦了，黑了，左手拎着一把旧吉他。五年前他拎着同一把吉他走的。
那时候我们住城中村的7-302。这里是翠园小区4栋601。他不该找得到的。
门铃又响了。我把青花碗搁在灶台上，挨着白瓷碗。汤还冒着热气。不急。来吃饭的人，
不是他。01我打开门，隔着一道防盗门的铁栅栏看他。江屿站在走廊里，
身上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吉他背带勒出肩膀的骨头。他看见我，愣了两秒。“禾禾。
”他这么叫我。五年了，还是这个称呼。像什么都没变。可我看着他的脸，觉得什么都变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问。“问了你妈。”他笑了一下，露出虎牙，“我回来了。
”三个字。轻飘飘的，像他五年前说“我走了”一样轻。他往门里探头，看见了玄关的鞋柜。
鞋柜上摆着一盆绿萝，旁边挂着两把钥匙。两把。他目光顿了一下。“禾禾，你让我进去说？
”“不方便。”他脸上的笑僵了一瞬。“怎么不方便？”“家里在做饭。
”他又往里看了一眼。玄关的光映出客厅的一角，米灰色沙发，茶几上一本摊开的书，
阳台上晾着两件衬衫。两件。一件是我的，藕粉色。另一件是男士的，烟灰色。
江屿的手攥紧了吉他背带。“谁的衬衫？”“我的事，不用你管了。”我的语气很平，
没有赌气，没有故意刺他。只是陈述事实。他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禾禾，
我知道我这些年……”“江屿，”我打断他，“你先回去吧。”“你连门都不让我进？
”“你在这等也行。”我往回走了两步，把铁栅栏的锁扣上了。“但我马上有客人来。
”“什么客人？”我没回答。转身进了厨房，把火重新拧开。汤又咕嘟咕嘟冒起泡来。
走廊里安静了很久。我以为他走了。低头切菜的时候，电子猫眼的屏幕亮了一下。
他蹲在我家门口。吉他搁在膝盖上，脑袋埋在胳膊里。五年前他也是这个姿势。
蹲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门口，说，禾禾你等我，最多三年，三年我一定回来。三年没回来。
第四年也没回来。第五年回来了。可我不蹲在门口等了。02江屿走的那天是十月十九号。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发了工资，三千五。他从床底拖出那把琴，
琴盒上的贴纸还是我帮他贴的——一只卡通小猫。“北京那边有个厂牌联系我了，
”他兴奋得像个孩子，“说我们乐队有潜力，先去试试。”“试多久？”“最多三年。
等站稳脚跟了，我就把你接过去。”我靠在门框上看他收拾行李。
他把我织的那条灰色围巾塞进包里，回头冲我笑。“禾禾，等我。”我点头。那时候我信的。
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我等了他七年，不差这三年。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
他妈打了个电话过来。免提，声音很大。“屿儿，到了北京先找个便宜点的住处，
钱不够妈给你打。”停顿了两秒。“你那个女朋友……别带过去了，累赘。
”江屿看了我一眼，把免提关了。“妈，我知道了。”他没有反驳。火车站人来人往，
他抱了我一下。很紧，很短。“三年。”他说。我看着他过了安检，
拎着吉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出租屋。三十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
一口锅。他走之前没有洗碗。水池里泡着两只碗，水面浮着一层油。我把碗洗了。
把他那只碗擦干，放进碗柜的最上层。那个位置我够不到。等他回来放下来就好了。
我是这么想的。03第一年，他每天都打电话。说住进了地下室，六个人一间，潮，但便宜。
说排练到凌晨三点，嗓子哑了。说北京的冬天比这边冷多了。我听着，
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边听边洗盘子。那时候我在一家便利店上白班，五金店上夜班。
两份工加一起，五千八。房租一千二，水电三百，我自己吃饭一个月六百就能扛。剩下的钱，
有一大半汇给江屿。他没开口要。是他妈打电话来的。“小苏啊，屿儿在北京花销大，
你手头要是宽裕，先给他转点过去。”第一次转了三千。第二次五千。第三次，
他妈直接报了个数：八千。“屿儿要买设备，专业的话筒一套就好几万。
”我没有多余的八千。但我把上个月攒的六千转过去了，说下个月补剩下的。
她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没说谢谢。第一年的第七个月，
江屿的电话从每天变成两天一次。第九个月，一周两次。年底他说回不来过年，有演出。
除夕那天我在便利店值班。晚上十一点，店里就剩我一个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江屿发了条微信：新年快乐，等忙完这一阵就回去看你。我回了个“好”字。
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收银台后面有一面小圆镜，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头发用根圆珠笔别着，眼下一圈乌青。那年我二十四。看着像三十四。04第二年，
他的电话变成了微信语音。三条，五条，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最近排练太忙了。
”“等这张专辑出了就好了。”“禾禾你再等等我。”我没催过他。一次都没有。
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不知道我去银行查了他的助学贷款。八万二。
他走之前只还了四千。逾期通知一封接一封寄到出租屋，上面印着他的身份证号和我的地址。
我替他还的。每个月从两份工资里扣两千，死死板板地还了一年半。
他不知道便利店的夜班同事老杨帮我顶了三次班，因为我发烧到三十九度还不敢请假，
怕扣全勤奖。三百块的全勤奖。他不知道有一次他妈来城里办事，顺路来了出租屋。
在客厅坐了半小时。走的时候，柜子里我攒了三个月的六千块不见了。她打电话来说借的，
给屿儿应急。没有借条，没有归期。我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记账本。五块钱，地摊上挑的。
第一页我写：江屿助学贷款，82000。第二页：信用卡代偿，11600。
第三页：汇款记录。一笔一笔，日期精确到天，金额精确到分。第四页：吴桂英“借”，
6000。我不恨谁。我只是想把账记清楚。将来不管怎样，我花了多少，替谁花的，
这本子上全有。第二年夏天，他说要回来过中秋。我提前一周请了假。买了排骨，
买了他爱吃的莲藕。把出租屋里里外外擦了一遍。他那只碗从最上层够下来，洗了两遍。
中秋前一天。他说来不了了，有个音乐节临时加场。“下次一定回来。”碗筷摆好了。
藕炖烂了。排骨凉了。我一个人坐在桌前，面前两副碗筷。右边那副是空的。
从头到尾都是空的。我把他那只碗端起来。犹豫了一下。又放回了碗柜最上层。我还够不到。
但我已经开始踮脚了。05第三年的冬天，我病了。不是小感冒。肺炎。
下了夜班回家的路上淋了雨，第二天开始咳，第三天烧到四十度。我给江屿打电话。
响了六声，接了。“禾禾？怎么了？”“我发烧了，挺难受的。
”电话那头有嘈杂的音乐声和笑声。“啊？你说什么？这边太吵了。
”“我说我发烧了——”“那你去买点药吃。我这边正排练呢，晚点打给你。”挂了。
晚点是多晚呢。我等了六个小时。凌晨两点，手机没响过。我一个人打了120。
到医院的时候护士看了我一眼。“家属呢？”“没有家属。”“紧急联系人呢？”我想了想，
填了老杨的电话。便利店夜班同事。五十二岁的大叔，孩子在外地打工，老婆走得早。
老杨骑着他那辆二手电瓶车赶到医院的时候，凌晨三点半。他把自己的羽绒服搭在我身上。
“丫头，你一个人扛着干嘛，早点打电话啊。”挂了三天盐水。账单一共两千七。出院那天，
我打开红色记账本。翻到最新一页。肺炎住院：2700。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这本子上记的全是和江屿有关的支出。可这一笔，他不在场，他不知道，他也没问过。
我慢慢把这一页撕了。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这笔账不该记在他名下。
因为他连知道的资格都不够。06第三年快结束的时候，他妈又来了电话。“小苏啊，
屿儿最近手头紧，你看能不能……”“阿姨，”我的声音很轻，但我自己能听出来，
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上个月刚还完他的助学贷款。八万二，前后还了两年。
加上信用卡和平时汇款，总共十二万七千四百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你是他女朋友。”我没说话。“而且屿儿以后出了名，
还你十个十二万都不在话下！你现在计较这些——”“阿姨，还有您上次拿走的六千，
到现在也没还。”“什么六千？我什么时候拿你钱了？
你这孩子怎么血口喷人——”我翻开记账本。日期，金额，取款记录截图。全在上面。
“我不是要钱。我就是告诉您一声。记着了。”我挂了电话。手没抖。心也没跳快。
只是觉得喉咙里压了三年的一口气，松了一点点。第三年年底，江屿终于打了电话来。
“禾禾，明年我一定回去。”“好。”“你等我。”“嗯。”我说嗯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在想，我还要不要等了。07第四年第三个月。我刷到一条朋友圈。不是江屿发的。
是他们乐队鼓手发的，一张合照。排练室里五个人。江屿站在最右边，怀里搂着吉他，
头靠在旁边一个女孩肩膀上。女孩短头发，穿黑色背心，脖子上系着一条灰色围巾。灰色的。
手织的。我认得那个针法。平针和上针交替，每十二行换一次花样，因为我当时刚学，
只会这一种。评论区有人问：嫂子吗？鼓手回了个表情。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去厨房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放下。又拿起手机。把那张照片放大。
围巾的穗子是我收尾时特意多留了两厘米的。因为江屿怕围巾箍脖子。我关掉手机。
没有打电话质问。没有哭。没有砸东西。就是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看着对面墙壁发呆。
那面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是他走之前贴的。上面用红色记号笔画了一个圈，圈住了北京。
旁边写着一行字：“我会带你来这里。”笔迹已经褪了。我站起来，把地图从墙上揭下来。
叠好，放进抽屉。然后打开手机备忘录。搜了一个词：本地公务员考试时间。下一期笔试，
两个月后。08第四年的后半段，我和以前不一样了。白天上班。晚上去图书馆。
便利店的活辞了，老杨帮我介绍了一份社区文员的临时工，朝九晚五，
工资少了点但时间稳定。行测、申论、常识判断。每天刷题到夜里十一点。
图书馆关门了就去麦当劳。一杯八块钱的咖啡坐到凌晨一点。第一次考，差了两分。
我又报了第二次。第二次笔试过了，面试差了零点三分。零点三分。我从考场出来，
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回家，把记账本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第三次，
一定考上。那段时间江屿的电话越来越少了。一个月两三条微信。内容千篇一律。“最近忙。
”“等忙完了就回去。”“禾禾你最近好吗？”我回他：我挺好的。我没有告诉他我在考公。
没有告诉他我搬了家——从城中村的三十八平米换到了一间更小但更干净的一室户，
月租八百。没有告诉他我把他的碗筷收进了一个纸箱，压在衣柜最底下。
没告诉他我剪了头发。留了三年的长发，一刀剪到肩膀。理发师问：确定吗？确定。
剪完之后我在镜子里看着自己。二十七岁。不像三十四了。第三次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二，
面试第一。总分第一。社区服务中心，基层公务员。工资不高，四千八。但有五险一金。
有编制。有未来。录取通知下来那天是周四。我从单位出来，经过一家汤粉店。
要了一碗牛肉粉，加了个荷包蛋。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桌子，吃得很慢。窗外路灯亮了。
我忽然发现，已经很久没有人在对面坐着了。不是难过。是习惯了。习惯一个人，
比我想象的容易。09入职半年后，单位来了个借调的。沈柏。三十岁，
隔壁区的市场监管局。话少，人闷，走路永远背着个公文包，里面全是文件。
我和他第一次说话是在茶水间。他接热水，我等着。他接完了没走，看了看饮水机。
“滤芯该换了，出的水有点浑。”“嗯，报过了，后勤还没来。”“我带了瓶装水，
你要的话先拿一瓶。”他从公文包里摸出一瓶怡宝放在桌上。转身走了。三天后，
饮水机换了新滤芯。是他自己换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学的是工科，什么都会修。
空调不制冷他能修。打印机卡纸他能拆。茶水间的水龙头漏水，
他蹲在地上拿扳手拧了十分钟。“沈柏你怎么什么都会？”同事笑他。他抬起头，
额头上沾了一点水渍。“家里没人修，只能自己来。”我愣了一下。这句话，太熟了。
四年里，出租屋的灯泡坏了我自己换，马桶堵了我自己通，
门锁坏了我蹲在门口拿螺丝刀拧到半夜。我也是这么跟老杨说的——没人帮忙，只能自己来。
那一瞬间我看着沈柏蹲在地上的背影，鼻腔忽然发酸。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突然有个人，
让我想起自己也不容易。沈柏没追我。说追太刻意了，他就是在。加班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