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深夜便利店里，周牧发现前女友林晚在偷即将过期的三明治。他装作没看见，
却在结账时悄悄买了单。三年前，他因无法承受她家庭的巨额债务而选择消失；三年后，
他是刚被裁员的程序员，她是假装一切正常的银行柜员。凌晨两点的城市里，
两个破碎的灵魂在自动贩卖机的灯光下，笨拙地学习重新开口说话。---凌晨两点十七分，
深圳南山，科兴科学园对面的全家便利店。自动门打开时发出一声疲惫的轻响，
像是这个时间点还在营业的店铺该有的叹息。冷气裹着关东煮的味道涌出来，
周牧在门口站了两秒，让眼睛适应里面过于明亮的白光。
他刚结束一场持续了六个小时的酒局——其实是五个同事加一个HR，
在腾讯大厦旁边的烧烤摊上，用三箱青岛啤酒送他离开这家待了四年的公司。HR提前走了，
剩下的几个同事轮流拍他的肩膀，说一些“会有更好的机会”之类的话。他喝了太多酒，
又吐掉了太多，现在胃里空得发疼，只想买个三明治垫一垫。货架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他绕过去的时候，看见了林晚。她背对着他，站在冷藏柜前，穿一件灰色的薄外套，
头发比三年前短了，齐肩，随便扎了个低马尾。她正低着头，盯着手里的东西，
肩膀微微绷紧——那个姿势他太熟悉了，是她紧张或者犹豫时会有的样子。周牧停住了脚步。
冷藏柜的灯光从下面打上来，照得她的侧脸轮廓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
她手里拿着一个三明治，全麦火腿蛋，保质期到今天，贴着一张黄色的打折标签：临期商品，
五折。她把三明治翻过来，看背面的配料表，又翻回去看价格。原价九块五，
折后四块七毛五。她攥着那个三明治，没有放进购物篮——她根本没有购物篮。
她就那么站着，像在等什么，又像在做一个很难的决定。周牧看着她把三明治放回货架，
拿起旁边另一个牌子的，也是临期，也是五折。她对比了两秒钟，把第一个又拿了回来。
他忽然明白了。她不是在挑哪个更好吃。她是在挑哪一个能多撑一会儿，
哪一个能让她在凌晨两点的便利店里，像一个正常的顾客，而不是一个在偷东西的人。
林晚把三明治塞进外套口袋，动作很快，快到如果不是他一直盯着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她没有回头，径直往门口走。周牧站在原地，看着她从自己身边走过去，三米，两米，
一米——他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不是她以前爱用的那款小雏菊香水，是洗衣液的味道，
很淡，混着便利店冷气的干燥。她没有看他。自动门打开又关上。她走进外面的夜色里，
走得很快，像是怕被人叫住。周牧走到冷藏柜前，拿了两个全麦火腿蛋三明治，
又拿了一瓶水，一盒牛奶，两个饭团，一袋面包。他把东西堆到收银台上，
收银员是个打瞌睡的年轻人，揉着眼睛一样一样扫码。“一共四十七块三。”他扫码支付，
把东西装进塑料袋，推门出去。林晚在二十米外的公交站牌下站着。那个站牌的灯坏了，
她整个人隐在黑暗里，如果不是他特意往那个方向看，根本不会发现那里有人。他走过去。
脚步踩在人行道的砖上，凌晨的安静让每一步都显得很响。她听见了，转过头来，
身体往后缩了一下——然后她看清是他，那一下的收缩停住了，变成了另一种僵直。
他们隔着三米对视。深圳的深夜没有星星，天是橙红色的，被城市的灯光染透。
远处的科技园还有几扇窗亮着，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又在通宵赶项目。偶尔有车驶过滨海大道，
轮胎摩擦路面，声音像潮水一样一阵一阵。“周牧。”她说。她的声音哑了一点，
不知道是熬夜还是太久没说话。她没有问他怎么会在这里，
也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在凌晨两点的公交站，只是叫了他的名字，然后就不说话了。
周牧把手里的塑料袋递过去。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接。“我多买了，”他说，“吃不完。
”她抬起头看他。公交站太暗了，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的眼睛，
反射着远处路灯的光，亮得有些刺眼。“你不用这样。”她说。“不是。”“你看见了对吧。
”他没说话。“所以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她的语气很平，没有质问，也没有愤怒，
只是陈述。周牧把塑料袋放在她脚边的地上，转身走了。走出去大概十步，
他听见身后有声音，很轻，像是塑料袋被拎起来的声音。他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
走过那家便利店，走过一个关了门的奶茶铺，走到十字路口等红灯。红灯很久，九十秒。
他站在路口，看着对面的数字一秒一秒往下跳，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
三年前，他离开的那天晚上，也是在这个路口。那时候林晚住在白石洲，他在车公庙上班，
每次约会结束，他都送她到这个路口，然后自己坐地铁回去。那天他说分手，
就在这个红绿灯底下。没有吵架，没有质问，他只是说：“我们算了吧。”她问为什么。
他说：“太累了。”她就那么看着他，像是不认识他一样。绿灯亮了，她没动，他也没动。
后面有人按喇叭，有人绕开他们走过去，他们就那么站着，直到红灯又亮起来。
她最后说了一句话：“周牧，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指望你还那些钱。”他当然知道。
但他也知道，她家里欠的那一百二十万，不是一句“不指望”就能消失的。
那是她爸生意失败欠下的高利贷，催债的电话打到他手机上过，威胁的话他也听过。
他不是没想过一起扛，他试过，试了半年，发现自己扛不动。他那时候每个月工资一万二，
房租三千，给她转五千，剩下的吃饭通勤，月底还要靠信用卡周转。她从来不问他要，
他也从来不说不给，但那五千块打过去，她的表情他见过——不是感激，是愧疚。
他受不了那个愧疚。更受不了的是，他知道自己其实也在意那些钱。他以为自己可以不在乎，
但每次看到她为了省几块钱对比半天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凭什么。
凭什么他要为别人的错买单。凭什么他那么努力，却要过这样的日子。
这个念头让他厌恶自己。他厌恶自己会这么想，厌恶自己不够伟大，
厌恶自己爱她爱得不够彻底。所以他跑了。不是不爱，是爱不起。
是发现自己原来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发现自己的爱是有条件的，
发现那个条件他满足不了。他用三年时间来消化这个自我认知。三年里他没谈过恋爱，
没联系过她，也没回深圳。他去了杭州，在一家小公司写代码，工资不高，但花得也少，
每个月还能存一点。他以为自己就这样了，在另一个城市，过另一种生活，慢慢把她忘掉。
直到一个月前，公司裁员，他是第一批。他拿了赔偿，不多，六万块。在杭州待了两周，
投了一百多份简历，只接到三个面试，都没过。房租快到期了，他算了算账，
发现深圳的机会还是多一些，就又回来了。回来的第一天，他去南山科技园面试，被刷了。
第二天又面了一家，说是等通知。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把所有能投的都投了一遍，
然后开始等。今天晚上喝酒的那个HR，是他前同事的老婆。她私下跟他说：“周牧，
现在行情不好，你这个年纪，不好找。要不你先干点别的？”他今年三十二。
三十一岁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年轻。三十二岁，忽然就老了。绿灯亮了。他穿过马路，
往租住的房子走。那是一间在桂庙新村的单间，月租两千三，没有电梯，
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他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路口空荡荡的，
没有人跟过来。他不知道自己刚才在期待什么。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四十，
他又去了那家便利店。他没想过去找她，只是睡不着，想吃点东西，
而楼下只有这家店还开着。他告诉自己这是巧合，深圳的便利店那么多，
但南山科技园附近凌晨还开着的，也就这几家。他拿了一瓶水，一桶泡面，
结账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她坐在靠窗的那排座位上，面前放着一杯关东煮，没吃，
就那么坐着，看窗外。她换了一件衣服，是白色的衬衫，银行制服的那种白，
领口松了一颗扣子。头发还是扎着，比昨天整齐一些，应该是刚下班。他站着没动。
收银员问：“还要别的吗？”他说不用，扫码付款，然后端着泡面走向那排座位。
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继续看窗外。他在她隔壁那张桌子坐下来，
中间隔着一个空位。他把泡面拆开，加热水，等着。便利店的微波炉嗡嗡地响，
冷柜的压缩机时不时启动一下，窗外的马路上偶尔开过一辆出租车。“你住这附近？
”她忽然开口。他愣了一下，说：“嗯，桂庙。”“我也是。”她指了指对面的小区，
“那里。”他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是那种城中村改的公寓楼，握手楼，窗户挨着窗户，
一个月房租大概一千五到一千八。“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两周前。”她点点头，
没再问。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泡面泡好了，他掀开盖子，热气扑上来，带着味精的味道。
他拿起叉子，吃了一口，烫得舌头发麻。她从自己的关东煮里夹起一个萝卜，咬了一小口。
他们就这么坐着，各自吃各自的东西，谁也没说话。便利店的白光照着他们，
窗外的夜色黑得很深，偶尔有行人经过，隔着玻璃往里看一眼，又走开了。
“你每天这个点下班？”他问。“嗯，轮班。这周是大夜。”“银行有夜班？”“柜台没有，
做账有。”她说，“我调的，夜班补贴多一点。”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她吃完了那杯关东煮，把竹签和纸杯扔进垃圾桶，站起来要走。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她停下来，说：“昨天那个袋子，我扔在公交站了。”他抬起头看她。“我没拿，”她说，
“你不能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不要你的可怜。”她走了。自动门打开又关上，
冷气涌进来，吹在他刚吃完泡面出了点汗的后背上，凉飕飕的。他坐在那里，
看着窗外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忽然笑了一下。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么倔。第三天，
他没去便利店。第四天也没去。第五天晚上，他面试回来，在地铁上晃了四十分钟，
出站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他在站口的快餐店要了一份猪脚饭，坐在塑料凳子上吃完，
然后往家走。路过那个便利店的时候，他透过玻璃往里看了一眼。她坐在老位子上，
面前还是一杯关东煮。他走过去，推开门。她没抬头，但他知道她看见他了，
因为她握着竹签的手指紧了一下。他买了两杯热豆浆，端到她对面坐下，放了一杯在她面前。
“没放糖。”他说。她看了一眼那杯豆浆，没动。“我不要你的——”她说。“不是可怜，
”他打断她，“是我自己想喝，顺便买的。”她沉默了几秒，伸手把豆浆拿了过去，
捂在手心里。十月底的深圳，晚上已经有点凉了，便利店的冷气又开得足，
那杯热豆浆冒出的白气在他们之间升起来。“你爸呢？”他问。“走了。”他一愣。“去年，
”她说，“心梗。走得很快。”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嗯”一声。“债还没还完，
”她继续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还剩三十多万。我妈身体不好，在老家养着，
我每个月寄钱回去。”他想起三年前那个数字。一百二十万。她还了九十万。
他不知道她是怎么还的。银行的工资他知道，刚进去的时候四五千，熬几年能到七八千，
就算她不吃不喝，三年最多攒二十万。那七十万是从哪儿来的？他想问，又不敢问。“你呢？
”她问。“被裁了。”她没说话，喝了一口豆浆。“找工作，”他说，“不太好找。
”她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一样。他们就这么坐着，喝豆浆，看窗外。
便利店里的电视在放一个深夜购物节目，主持人用亢奋的声音推销一款扫地机器人，
说原价三千九百九，现在只要一千九百九，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能再减五百。
电视的声音被调得很低，嗡嗡的，像隔着一层水在听。“那天，”她忽然说，“你走的那天。
”他看着她。“我在那个路口站了很久，”她说，“绿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一直站在那儿，等你回来。”他握着豆浆杯的手收紧了。“后来我想，
你大概是不会回来了。”她说，“我就走了。”“对不起。”她摇摇头：“不用。
我也想通了，那种情况，谁都会有扛不住的时候。”他想说不是，想说他和别人不一样，
想说他是真的扛过，是真的努力过，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说出来也没意思。扛过又怎么样？
努力过又怎么样？结果还不是一样。“那个袋子，”她说，“我后来回去拿了。”他一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