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〇一九年三月，渡口落了一场雨。刘永利站在秋田齿轮厂门口，
看着雨水从门檐上淌下来，心里烦得很。账上压着两千多万的应收账款，银行那边催着还贷，
厂里几个技术骨干刚被同行挖走，二车间那批出口订单的良品率死活上不去。
他今年五十一了，干齿轮干了三十年，从来没觉得这么累过。手机响了，
是区委组织部打来的，通知他下午去开会，讲党建工作。“党建”这两个字，
刘永利听着就来气。去年街道来人，让他在厂里挂几条横幅，拍几张照片，
说是要搞“党建示范点”。他让人挂了，拍了，完了就摘了。有什么用？能解决账款？
能留住人？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揣，进了车间。车间里机器响成一片，工人们低着头干活。
刘永利走到二车间，看见一台进口磨齿机停着，旁边蹲着个年轻人，正在拆零件。“咋了？
”刘永利问。年轻人抬起头，脸上蹭了道油污：“刘总，主轴轴承烧了。得换。
”“换一个多少钱？”“七八万吧。”刘永利没吭声。这台机器买了三年，轴承烧了两回，
一回七八万，两回就是十五六万。他蹲下去看了看，那根主轴黑乎乎的，冒着焦味儿。
“修吧。”他说。年轻人点点头，又低下头去拆。刘永利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小伙子叫周强，二十五六岁，技术好，干活踏实，去年差点被隔壁那家新厂挖走。
刘永利加了工资，又许了个班组长的位置，才把人留下。他走出车间，雨还在下。下午两点，
他准时到了区委。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都是周边几个厂的老板。刘永利跟他们熟，
平时见了面点头笑笑，今天谁也没心思笑。主持会议的是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红，四十来岁，
短发，说话利索。她没讲什么大道理，挨个儿让老板们发言，说说企业有什么困难。
轮到刘永利时，他也没客气，把账上的事抖了个干净。“缺人、缺钱、缺订单，
我这个总经理快成救火队长了。”他说。李红听完，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散会时，
李红叫住他：“刘总，回头我让人去你厂里看看。”刘永利笑笑，没当回事。二半个月后，
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周，五十二三，以前在经信委干过，退了二线，
被区委派来当党建指导员。另一个姓陈，四十八九，刚从街道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到秋田齿轮当专职副书记。刘永利把他们迎进办公室，泡上茶，心想这俩人能干点啥。
讲党课？厂里那帮工人八小时站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谁有心思听党课？老陈没讲党课。
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说：“刘总，先带我转转厂子。”刘永利带着他俩转了一圈。
从下料到热处理，从磨齿到装配，每个车间都转了一遍。老陈走得不快，走走停停，
东看看西问问。那个周指导跟在后面，时不时掏出个小本子记点什么。转到二车间时，
老陈在那台刚修好的磨齿机前站住了。“这台机器进口的？”他问。“德国货，三百多万。
”刘永利说。“一天开几班？”“两班。夜班没人。”老陈点点头，没说话。
转完一圈回到办公室，老陈坐下，喝了口茶，说：“刘总，你们二车间的产能还能挖一挖。
”刘永利一愣。老陈接着说：“我刚才数了数，二车间有六台进口设备，都是两班倒。
第三班空着，不是因为没人，是因为没人能上夜班带班。你们缺的不是人，是能带班的老手。
”刘永利张了张嘴。老陈又说：“我跟周指导商量了一下，
能不能从一车间和三车间调几个老师傅，轮班去二车间带一带夜班？老师傅们年纪大了，
让他们天天上夜班不现实，轮着来，一礼拜顶个一两天，应该扛得住。”刘永利愣了几秒钟，
说：“我让人算算。”老陈点点头：“你算。算好了我们再去协调。”三一周后，
二车间的夜班开了。从一车间调了两个老师傅，三车间调了一个。轮着来，
一人一周顶两天夜班。带班的时候多拿一份补贴，白天补休。一个月后，
二车间的产能提了百分之十五。那几台进口设备总算没白买。刘永利那天站在车间门口，
看着那些夜班工人下班往外走，有人打着哈欠，有人骑着电动车，有人边走边啃包子。
他看见那个从一车间调来的老师傅，姓吴，五十七了，头发花白，正扶着腰慢慢走。
刘永利走过去：“老吴，累不累？”老吴笑笑：“累啥，年轻时候三班倒都干过。
”“补贴拿到了吧？”“拿到了拿到了。刘总，这活儿能干。我那孙子在上小学，
媳妇下岗了，家里正缺钱。”刘永利点点头，看着老吴骑上电动车走了。他回到办公室，
老陈正在那儿看报表。老陈抬起头：“刘总，我看二车间的报表了，效果不错。
”刘永利坐下来，倒了杯茶，说：“老陈，你们这事儿办得挺实在。”老陈笑笑：“刘总，
我们不是来念文件的，是来解难题的。”刘永利端着茶杯，没说话。四六月份，
厂里出了件糟心事。技术部一个干了八年的工程师突然辞职，跳槽去了同行那家新厂。
这人姓孙，三十四岁，技术过硬，厂里好几道关键工序都是他带着干的。
刘永利得到消息那天晚上，连夜开车去了他家。老孙家住在一栋老楼里，五楼，没电梯。
刘永利爬上去，敲门，老孙开的门。他媳妇坐在客厅里，低着头没吭声。
刘永利在沙发上坐下，说：“老孙，咱聊聊。”老孙低着头，半天才说：“刘总，
那边开的工资比你这边高三千。我媳妇没工作，孩子要上学，
我妈身体也不好……”刘永利说：“我给你加三千。”老孙摇摇头：“那边还给一套宿舍，
两室一厅。我现在租的房子一个月一千二，加上去就是四千二。”刘永利沉默了。
他知道自己给不了这个。厂里几千号人，人人都来要宿舍，他给不起。老孙抬起头：“刘总，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没办法。”刘永利坐了十分钟，走了。回去的路上，他把车停在路边，
抽了根烟。窗外的路灯照进来，他看见自己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发白。第二天到厂里，
老陈来找他。“刘总，昨晚的事我听说了。我有个想法。”刘永利抬起头。
老陈说：“咱们把厂里所有的党员骨干列个清单，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摸底。
看看这些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盼头。有些问题，平时发现不了。人要走，
不是突然的。”刘永利点点头。那之后的一个月，
老陈和周指导把厂里一百多名党员挨个儿谈了一遍。有的在车间里谈，有的在食堂里谈，
有的下班后去家里谈。谈完，列出一张清单：——有人想学新技术，没渠道。
——有人觉得晋升通道不明朗，干几年还是老样子。——有人家里有困难，媳妇下岗了，
老人病了。——有人对食堂有意见，菜太咸，肉太少。——有人想入党，但不知道程序。
——有人嫌宿舍条件差，夏天太热睡不着。刘永利看着这张清单，半天没说话。
他把厂长、车间主任、人事经理全叫来，一条一条地对。食堂的问题，当天就换了承包商。
晋升通道的事，开了三次会，定了新的晋升制度。
以后技术骨干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管理岗，当班组长、车间主任；一条是技术岗，
评技师、高级技师。两条路待遇一样。学新技术的事，老陈跑了七八趟，
联系上了重庆理工大学的教授，办了培训班。厂里出学费，学完了回来带徒弟。宿舍的事，
买了三十台空调，先给双职工和老师傅装上。入党的事，老陈亲自上手，
帮几个写了申请书的年轻人填表、跑材料。两个月后，清单上的事，一件一件划掉了。
那天刘永利去车间，碰见老孙的徒弟小郑。小郑刚评上技师，工资涨了一截，
正带着几个人调机器。看见刘永利，他笑着打了个招呼。刘永利站那儿看了一会儿，
问：“小郑，你师傅走了，你一个人扛得住吗？”小郑说：“扛得住。刘总，
培训班我去上了，学了不少东西。”刘永利点点头，走了。他想起老孙。
听说老孙在新厂干得不太顺，那边设备不行，管理制度也乱。他想打电话问问，
号码拨了一半，又挂了。算了。五二〇二〇年春节，疫情来了。腊月二十九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