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音。二十七岁这年，我丈夫把我二十岁那年送他的订婚戒指，当掉了。当铺开的票，
我是在他大衣内袋里翻到的。三万二。他给另一个女人买了一条梵克雅宝的四叶草手链。
我认得那条手链。情人节那天，他在专柜挑了很久，导购问他是不是送太太，他笑了笑，
没说话。他笑的时候，法令纹会从左边先出现，比右边深零点三厘米。
我观察过他所有的微表情。十年了。久到我闭着眼睛，也能画他每一根睫毛的弧度。
久到他忘了，我其实是个认路只需要一遍的人。久到我自己也忘了——二十七年前，
有个五岁的小女孩坐在珠江边破旧的琴房里，脚下垫着三本新华字典才能够到踏板。
她弹错一个音，老师会用木尺敲她手背。她不哭。她只是把眼泪憋回去，
把那个音再弹一百遍。那个小女孩后来去了维也纳，后来拿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金奖，
后来遇见一个男人。她把奖杯锁进储藏室最深的角落，把一柜子获奖礼服捐给了音乐学院，
把一百二十斤的三角钢琴卖了，换了一架立式，又换了一台电钢，最后连电钢也不弹了。
因为他说：“太吵。”沈音，沈音。你是在什么时候，把自己弄丢的？我叫沈音。
我丈夫叫陆时琛。我们相识于一场音乐会。那年我十七岁，刚拿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金奖，
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军。维也纳的评委主席说，这个中国女孩有一双被上帝吻过的手。
回国巡演，第一站是上海。我在台上弹《月光》，第三乐章，暴风骤雨般的八度。弹到一半，
我忽然注意到台下第一排靠左的位置，有一个年轻男人没有看我的手。他在看我的脸。曲毕，
掌声雷动。我起身谢幕，余光扫过那个位置——他站起来，转身往外走。白色衬衫，
黑色大衣。人群像潮水，他像一座孤岛。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陆时琛，上海陆家的小儿子，
那年刚从剑桥读完建筑学回来。他不是我的乐迷。他只是被他母亲拉来凑数的。
可他站在那里，不鼓掌、不拍照、不献花。他只是在散场的人潮里，回头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我记了十年。我们真正认识，是在第二年春天的慈善晚宴上。我穿一条墨绿色长裙，
头发盘得很高，在角落里喝橙汁。他走过来，递给我一杯香槟。“沈小姐，”他说，
“去年上海那场《月光》，我迟到了。进门的时候，你已经弹到第三乐章。
”我愣了一下：“你后来来听了吗？”“没有。”他顿了顿。“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
门是关着的，隔音太好，什么都听不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低头看我，忽然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不是礼貌的弯嘴角，是真的、从眼睛里漾开的笑意。
“后来我买了那天的录音，”他说，“听了三百多遍。”“每一个错音，都记住了。
”我的手抖了一下。香槟洒出来，溅在他衬衫袖口。他没躲。只是低头看了一眼，
说：“正好，我也不喜欢这件。”那天晚上他送我回酒店。车停在地下车库，他没有熄火。
我们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沈音，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好丈夫。”“我冷，忙，不会哄人。
”“但如果你愿意——”他转过头来。地下车库的光很暗，他的眼睛很亮。“我的余生，
都给你管。”我说好。二十二岁，我嫁进陆家。婚礼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在休息室里补妆，听见门外有人议论。“那个弹钢琴的？陆家这是要转型搞文化了？
”“转型什么呀，门不当户不对的。陆太气得血压都高了，今天都没来。”“时琛也是，
挑来挑去，挑个戏子。”我把口红放下来。对着镜子笑了一下。没事，沈音。你嫁的是他，
不是他全家。你把钢琴弹好，把陆家少奶奶当好。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你配得上。
三年后，我停掉了最后一场巡演。经纪人难以置信。“沈音，这是卡内基音乐厅的邀约！
多少钢琴家一辈子都登不上的舞台！你才二十五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
我在做陆时琛的妻子。他接管陆氏集团第一年，董事会元老不服，竞品恶意收购，
资金链差点断裂。他每天凌晨两点回家，天亮又走。我不会帮他谈生意，不会替他拉拢人脉。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他添乱。不巡演，不出国，不占用他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
我甚至把三角钢琴卖了。他说太吵。其实他不说，我也会卖的。
那架斯坦威摆在我们卧室隔壁。隔音不好。他凌晨两点回来，三点还没睡着。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听他翻身的声音。第二天，我打电话叫人来搬钢琴。
他说：“你不用这样。”我说：“没事，反正也不怎么弹了。
”他看着那架被绑上绷带的斯坦威，沉默了很久。“以后，”他说，“我陪你再买一架。
”没有以后。那架琴搬走后，那个房间改成了他的书房。我的奖杯和获奖证书，
一并收进了储藏室。放在最里面的纸箱里，贴着封箱胶带。胶带上我写：沈音——旧物。
不是“重要物品”。是“旧物”。陆时琛第一次带许知意回老宅吃饭，是婚后第五年。
许知意是他大学学妹，去年刚从耶鲁读完艺术史回国，在陆氏旗下的美术馆当策展人。
那天婆婆破天荒给我打了电话：“音音，晚上家里有客人，你早点回来。
”我五点就从公司请假走了。那几年我在陆氏旗下一个文化基金挂名理事，其实没有实权，
就是每个月开两次会，听听汇报，签签字。名义上是发挥我的艺术专长。
实际上是婆婆的安排——“陆家的少奶奶，总不能真的天天在家闲着”。我五点四十到家，
亲自下厨做了四菜一汤。清炒时蔬不放蒜，糖醋排骨多醋少糖，莼菜羹撇了三次浮沫。
都是陆时琛喜欢的口味。许知意六点半到的。她穿一条白色羊绒连衣裙，头发披着，
不施粉黛，却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她进门第一句话，是对陆时琛说的：“师兄，你瘦了。
”婆婆笑盈盈把她拉到身边坐下。饭桌上，她们聊陆时琛大学时的事。
“师兄以前是建筑系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转了金融。”“他那年设计的那座图书馆，
现在还在学校立着呢。”“我大一入学第一天，就是师兄接的我。”许知意说这些的时候，
陆时琛低着头，专心吃碗里的饭。我给他夹了一块排骨。他嗯了一声。没有看我。
许知意忽然转向我。“嫂子，我记得你以前是弹钢琴的？拿过肖邦金奖？”我放下筷子。
“是。”“那后来怎么不弹了？”桌上安静了一瞬。婆婆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茶沫。
陆时琛的筷子顿在半空。我笑了笑。“手伤了。”“哦，好可惜。”许知意认真地看着我，
“我小时候也学过几年，可惜天赋不够。能拿肖邦金奖的，全世界也没几个人呢。
”她眼里是真的惋惜。没有恶意，没有嘲讽。只是真诚地、居高临下地惋惜。
像惋惜一件落满灰尘的、曾经很贵重的摆设。那晚陆时琛送许知意回家。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是没收拾的残羹冷炙。电视没开。灯也没开。
我就那样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他发来的消息。“今晚晚点回。
”我把手机扣在沙发上。起身，收拾碗筷。碗盘碰撞的脆响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格外清晰。
我把那盘动都没动的糖醋排骨倒进垃圾桶。倒的时候手抖了。酱汁溅在白色大理石台面上，
像一小摊凝固的血。我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那摊污渍。很久。然后拿抹布擦掉了。
婚后第六年，许知意成了陆氏美术馆的执行馆长。婚后第七年，
她负责的展览项目入围了国际艺术大奖。颁奖典礼那天，陆时琛去了。我在家看直播。
镜头扫过台下，他坐在第一排。她站在领奖台上，举着奖杯，遥遥望向他的方向。他笑了笑。
那个笑容——不是礼貌的弯嘴角，是真的、从眼睛里漾开的笑意。我见过这个笑容。十年前，
地下车库，他说“我的余生都给你管”的时候。原来他没有把余生都给我。
他只是把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给了我。余生的笑，他留给了别人。那晚他回来得很晚。
我躺在床上，没有睡着。他轻轻推开门，以为我睡了。他在床边站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然后他转身，去了书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睁开眼睛。
窗外是城市不眠的灯火。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维也纳音乐厅的后台。我刚弹完决赛曲目，
手指还在发抖。记者围着我，闪光灯此起彼伏。有人问：“沈小姐，你认为自己能拿金奖吗？
”我说：“我来，就是为了拿奖。”二十七岁的沈音蜷在黑暗里，
想起十七岁那个不可一世的自己。她忽然想问一问那个女孩：你知道十年后的自己，
会在哪里吗？你知道你爱的那个人，会把笑容分给另一个人吗？
你知道你卖掉钢琴、锁起奖杯、放弃卡内基——换来的，不过是一句“嗯”吗？
那个女孩不会回答。因为她还没有遇见陆时琛。她还不知道，爱一个人，会把骨头爱软。
陆时琛第一次忘记我的生日，是婚后第一年。那天我特意从公司早退，去超市买了菜。
他在公司加班。我在家等。等到晚上十点，他发消息：今晚有应酬，你先睡。我说好。
我一个人把那碗长寿面吃了。面坨了。第二年，
我提前一周“不经意”地提了一句：“下周三是我的生日。”他“嗯”了一声。周三那天，
他破天荒六点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蛋糕盒。我高兴得差点哭出来。
打开盒子——是巧克力慕斯。他记错了。我乳糖不耐受。我没有告诉他。
我用勺子一点一点把那个蛋糕吃完了。半夜胃痛，一个人去洗手间吐。他睡得很沉。第三年，
他给了我一笔钱。“喜欢什么自己买。”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他不再记得了。
我也不再说了。许知意的生日，他记得。那天他破天荒中午就打了电话回来。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我问：“有应酬？”他顿了一下。“嗯。”晚上九点，
我刷到许知意的朋友圈。九宫格。顶层餐厅，烛光，玫瑰，梵克雅宝的绿色礼盒。
配文：被记得的感觉，真好。我盯着那张绿色礼盒的照片。放大。再放大。丝带系的蝴蝶结，
左边比右边长半寸。是他系的手法。我关掉手机。那天晚上我没有等他。十点半，
我关灯睡觉。十一点，他回来。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去了书房。我在黑暗里睁着眼。
不是睡不着。是在想——沈音，你为什么不哭？你应该哭的。可你就是哭不出来。
大概是那些眼泪，早在这七年里，流干了。真正让我决定离开的，不是许知意。
是我妈住院那天。那天下午，陆时琛难得在家。我接到医院电话时，正在给他熨衬衫。
电话那头说，老太太在小区门口被电动车撞了，胫骨骨折，需要家属来签字。我挂掉电话，
放下熨斗。“我妈出事了，我得去医院。”他坐在沙发上看文件。“我让司机送你。
”“你……不跟我一起去？”他抬起头。“晚上有个会。”我看着他。七年了。
我第一次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和看一份待签的文件，没有区别。“好。
”我一个人去的医院。我妈在急诊室躺了三个小时。
我一个人挂号、缴费、办住院、签手术同意书。医生问：“家属就你一个？
”我说：“就我一个。”我妈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握住我的手。“音音，”她说，
“你过得不开心，是不是？”我说：“没有。”她看着我。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你小时候弹琴，手被老师敲肿了，回家也不哭。妈问你疼不疼，你说不疼。
”“可你弹琴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她轻轻叹了口气。“现在不亮了。”我低下头。
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妈，你睡一会儿。出来就好了。”她没有再说话。手术很成功。
我在病床边守了一夜。凌晨四点，她睡着了。我站在病房窗前，
看着窗外这座城市慢慢亮起来。手机里有一条未读消息。陆时琛发的。凌晨一点。
“会开完了。妈怎么样？”三个小时前。我没有回。把对话框删掉了。我妈出院那天，
我来接她。她在病房里收拾东西，把脸盆、毛巾、拖鞋一件件装进袋子里。我站在门口。
“妈，跟我回家住吧。”她手顿了一下。“陆家那边……”“那边我自己说。”她回过头。
看了我很久。然后她笑了笑。“好。”那是我妈这十年来，第一次答应跟我住。
也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我提出离婚那天，上海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陆时琛站在玄关，大衣还没脱，肩头湿了一片。我把拟好的协议书放在茶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