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尘埃里的溺爱
2012年五月的昌吉，北疆的凉意还未散尽，头屯河干渠的风沙顺着建国西路的街角掠过，拍在“红岩建材店”的玻璃门上，发出细碎而沉闷的声响。门头那行红色的“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早已褪去鲜亮，边角卷得像被岁月揉皱的纸，勉强撑着这家店最后的体面——就像马红岩此刻的人生，看似完整，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下午四点，斜斜的阳光透过玻璃门，在积了一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尘埃在光里漫无目的地浮动。马红岩坐在柜台后面，指尖攥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存折，指腹反复摩挲着那串日渐缩减的数字，浑浊的眼睛里蒙着一层化不开的疲惫。她今年六十五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用一根黑色皮筋简单束在脑后，鬓角的碎发贴在脸颊上，被泪水浸得有些发潮。眼角的皱纹又深又密，那是十几年焦虑、绝望与无助，一点点刻上去的痕迹，擦不掉，也抹不去。
柜台最底层的抽屉，用一把小锁锁着，里面没有现金，只有一沓厚厚的病历和缴费单，最上面一张，是儿子马兴的艾滋病诊断书，日期定格在三年前的那个深秋。那张纸薄薄的，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每次打开抽屉看到它，都能烫得马红岩心口发疼，连呼吸都带着滞涩的痛感。她还记得，拿到诊断书的那天，昌吉下着小雨，她在医院的走廊里蹲了整整一个下午，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角，她却浑然不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湿痕。她反复问自己，反复追问上天，自己捧在手心、倾尽所有疼爱的儿子，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马红岩这辈子，过得比大多数女人都难。三十多岁那年，她和丈夫因性格不合离婚，独自带着年仅七岁的马兴过日子。那时候，她身无分文，住的是不足十平米的小出租屋，为了给儿子一口饱饭，她凌晨三点就去批发市场批蔬菜，天亮后在街头摆地摊，风吹日晒，雨淋雪打，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后来，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凑钱开了这家建材店，从最初的一个小摊位，一点点打拼，省吃俭用，终于在昌吉站稳了脚跟，买了十
2012年五月的昌吉，北疆的凉意还未散尽，头屯河干渠的风沙顺着建国西路的街角掠过，拍在“红岩建材店”的玻璃门上，发出细碎而沉闷的声响。门头那行红色的“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早已褪去鲜亮，边角卷得像被岁月揉皱的纸，勉强撑着这家店最后的体面——就像马红岩此刻的人生，看似完整，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下午四点，斜斜的阳光透过玻璃门，在积了一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尘埃在光里漫无目的地浮动。马红岩坐在柜台后面，指尖攥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存折，指腹反复摩挲着那串日渐缩减的数字，浑浊的眼睛里蒙着一层化不开的疲惫。她今年六十五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用一根黑色皮筋简单束在脑后，鬓角的碎发贴在脸颊上，被泪水浸得有些发潮。眼角的皱纹又深又密，那是十几年焦虑、绝望与无助，一点点刻上去的痕迹，擦不掉，也抹不去。
柜台最底层的抽屉，用一把小锁锁着，里面没有现金，只有一沓厚厚的病历和缴费单，最上面一张，是儿子马兴的艾滋病诊断书，日期定格在三年前的那个深秋。那张纸薄薄的，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每次打开抽屉看到它，都能烫得马红岩心口发疼，连呼吸都带着滞涩的痛感。她还记得，拿到诊断书的那天，昌吉下着小雨，她在医院的走廊里蹲了整整一个下午，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角，她却浑然不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湿痕。她反复问自己，反复追问上天，自己捧在手心、倾尽所有疼爱的儿子，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马红岩这辈子，过得比大多数女人都难。三十多岁那年，她和丈夫因性格不合离婚，独自带着年仅七岁的马兴过日子。那时候，她身无分文，住的是不足十平米的小出租屋，为了给儿子一口饱饭，她凌晨三点就去批发市场批蔬菜，天亮后在街头摆地摊，风吹日晒，雨淋雪打，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后来，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凑钱开了这家建材店，从最初的一个小摊位，一点点打拼，省吃俭用，终于在昌吉站稳了脚跟，买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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