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葬礼
周砚白死了。
消息是陈敏打电话告诉我的，彼时我正躺在三亚后海的沙滩椅上，面前是碧蓝的海水，手里捧着插了粉色小伞的椰青。
“宋晚，你听到没有？周砚白死了。”陈敏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追悼会明天上午十点，在昌平……”
我咬住吸管，椰子水清甜冰凉，顺着喉咙滑下去。
“哦。”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陈敏大概在等我的反应——哭？歇斯底里？或者至少声音颤抖地问一句“怎么死的”？
可我什么都没问。
“宋晚，”她压低了声音，“你真的不来吗？你们好歹……”
“陈敏，”我打断她，把脸上的墨镜往上推了推，“我在海南，机票挺贵的。”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沙滩席上，翻了个身，让后背晒晒太阳。旁边有人在卖烤玉米，焦甜的香气混着海风吹过来。几个小孩尖叫着跑过，溅起的沙粒落在我的小腿上。
我没动。
周砚白死了。
我在心里把这五个字又念了一遍，像念一个陌生人的讣告，像念一条三天前的天气预报。
六年了。
六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听到周砚白的死讯，反应会是“哦”一声继续晒太阳，我一定觉得那人疯了。
六年前的我，可以为了周砚白的一句话，在大雪夜里走八公里去买他想吃的那家馄饨。可以为了给他买一块像样的手表，吃三个月的泡面吃到胃出血。可以在他喝醉后骂我是“累赘”、是“扒着他不放的寄生虫”之后，第二天早上照样给他熬醒酒汤。
那时候的我，把“周砚白”这三个字刻进了骨头里，以为这辈子都剜不掉了。
可你看，现在我躺在三亚的沙滩上，阳光暖洋洋地烤着背，听到他死了，我第一反应是：明天的机票确实挺贵的。
天快黑的时候我才慢悠悠往回走。住的地方是个青旅，六人间，八十块钱一晚。我订不起酒店，因为周砚白活着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这话说出来像个笑话，但它是真的。
我跟周砚白在一起七年，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岁。他创业，我给他当免费财务、免费HR、免费保洁。他应酬喝多了，我凌晨三点去饭店门口捡他。他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我去借网贷、找我爸妈借、找我所有朋友借。他说“宋晚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就信了。
后来他公司做大了，融资了，A轮B轮C轮，估值过了亿。我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然后他说：“宋晚，我们不合适。”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他新买的奔驰车里。他送我回我租的那个十平米的隔断间，车停在我那破旧的小区门口，他没熄火，侧过脸看着我。
“这七年谢谢你。”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谈一个项目总结，“我给你留了二十万，算补偿。以后别联系了。”
我那时候是什么反应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大哭？大概是哀求？大概是死死抓着他的衣袖不放手，问他“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记得后来我下了车，站在那个脏兮兮的小区门口，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那晚特别冷，十二月的北京，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站了很久，久到保安过来问我要不要报警。
我没报警。
我回到那个隔断间，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天亮。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手机，看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和新女友在马尔代夫跨年。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笑得很好看，背景是蓝色的海。
我那时候才想起来，那个女孩我见过。是他新招的行政，二十二岁，刚毕业，漂亮，年轻，会撒娇，不会催他还钱。
我把手机放下，把被子蒙过头顶，在被窝里蜷成一团，像一只被踩烂的虫子。
那之后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瘦了二十斤，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我妈从老家来北京看我，一进门就哭了。
“晚晚，”她说，“跟妈回家吧。”
我没回。
不是因为舍不得周砚白，是因为我没脸回去。当初我要跟周砚白来北京，我爸妈不同
周砚白死了。
消息是陈敏打电话告诉我的，彼时我正躺在三亚后海的沙滩椅上，面前是碧蓝的海水，手里捧着插了粉色小伞的椰青。
“宋晚，你听到没有？周砚白死了。”陈敏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追悼会明天上午十点，在昌平……”
我咬住吸管，椰子水清甜冰凉，顺着喉咙滑下去。
“哦。”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陈敏大概在等我的反应——哭？歇斯底里？或者至少声音颤抖地问一句“怎么死的”？
可我什么都没问。
“宋晚，”她压低了声音，“你真的不来吗？你们好歹……”
“陈敏，”我打断她，把脸上的墨镜往上推了推，“我在海南，机票挺贵的。”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沙滩席上，翻了个身，让后背晒晒太阳。旁边有人在卖烤玉米，焦甜的香气混着海风吹过来。几个小孩尖叫着跑过，溅起的沙粒落在我的小腿上。
我没动。
周砚白死了。
我在心里把这五个字又念了一遍，像念一个陌生人的讣告，像念一条三天前的天气预报。
六年了。
六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听到周砚白的死讯，反应会是“哦”一声继续晒太阳，我一定觉得那人疯了。
六年前的我，可以为了周砚白的一句话，在大雪夜里走八公里去买他想吃的那家馄饨。可以为了给他买一块像样的手表，吃三个月的泡面吃到胃出血。可以在他喝醉后骂我是“累赘”、是“扒着他不放的寄生虫”之后，第二天早上照样给他熬醒酒汤。
那时候的我，把“周砚白”这三个字刻进了骨头里，以为这辈子都剜不掉了。
可你看，现在我躺在三亚的沙滩上，阳光暖洋洋地烤着背，听到他死了，我第一反应是：明天的机票确实挺贵的。
天快黑的时候我才慢悠悠往回走。住的地方是个青旅，六人间，八十块钱一晚。我订不起酒店，因为周砚白活着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这话说出来像个笑话，但它是真的。
我跟周砚白在一起七年，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岁。他创业，我给他当免费财务、免费HR、免费保洁。他应酬喝多了，我凌晨三点去饭店门口捡他。他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我去借网贷、找我爸妈借、找我所有朋友借。他说“宋晚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就信了。
后来他公司做大了，融资了，A轮B轮C轮，估值过了亿。我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然后他说：“宋晚，我们不合适。”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他新买的奔驰车里。他送我回我租的那个十平米的隔断间，车停在我那破旧的小区门口，他没熄火，侧过脸看着我。
“这七年谢谢你。”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谈一个项目总结，“我给你留了二十万，算补偿。以后别联系了。”
我那时候是什么反应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大哭？大概是哀求？大概是死死抓着他的衣袖不放手，问他“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记得后来我下了车，站在那个脏兮兮的小区门口，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那晚特别冷，十二月的北京，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站了很久，久到保安过来问我要不要报警。
我没报警。
我回到那个隔断间，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天亮。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手机，看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和新女友在马尔代夫跨年。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笑得很好看，背景是蓝色的海。
我那时候才想起来，那个女孩我见过。是他新招的行政，二十二岁，刚毕业，漂亮，年轻，会撒娇，不会催他还钱。
我把手机放下，把被子蒙过头顶，在被窝里蜷成一团，像一只被踩烂的虫子。
那之后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瘦了二十斤，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我妈从老家来北京看我，一进门就哭了。
“晚晚，”她说，“跟妈回家吧。”
我没回。
不是因为舍不得周砚白，是因为我没脸回去。当初我要跟周砚白来北京，我爸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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