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陈建国死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六十三岁那年的冬夜。城西那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劣质取暖器发出苟延残喘的嗡鸣。他蜷缩在发霉的被褥里,腹部像个漏气的皮球般塌陷下去——肝硬化晚期,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但他撑了五个月零七天,因为没人来签放弃治疗同意书。
其实死在医院倒也干净。可上周缴费截止时,他翻遍通讯录,最后打给了三十年前借过他两百块没还的王瘸子。电话接通了,他还没开口,那边就骂:“还他妈阴魂不散?老子早不赌了!”挂断的忙音比冬雨还冷。当天下午,他自己拔了针管,裹着病号服走回了出租屋。
真正濒死时,反而没有痛苦。只觉得冷,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冷。意识飘起来,像片脱线的纽扣。他看见二十岁的自己把结婚证摔在桌上:“周芸你等着,老子肯定让你住楼房!”看见五岁的晓帆躲在门后,看他砸烂最后一个碗;看见母亲下葬那天,坟头的土还没干,他就坐在麻将馆里红着眼押上了最后一笔丧葬费。
走马灯最后定格的画面,是1998年4月18日。那天他发了工资,本该交回家的一百二十块钱,在赵大头的起哄下变成了半箱劣质白酒和一张牌桌的入场券。他喝到半夜才晃回筒子楼,踹开门,周芸抱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床沿,眼睛肿得像核桃。
“建国,”她声音很轻,轻得像要碎了,“晓帆今天发烧,我找你一天。”
他当时说了什么?好像是“败家娘们就知道哭丧”,然后倒头就睡。
现在,63岁的陈建国在发霉的被褥里蜷缩起来,用尽最后的力气喃喃:“要是能回去……要是能……”
呼吸停了。
出租屋静下来,只有取暖器还在嗡鸣,像场无人送行的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