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爹是在一九四三年的腊月里死的。那天下着雪，雪片子很大，落在地上却不积，
化成一滩一滩的黑泥。我被两个穿黄皮的人押着跪在村口的碾盘边上，膝盖底下是碎瓦砾，
硌得生疼。我爹就跪在我旁边，他的棉袄破了个洞，露出一团发黑的棉絮，风一吹，
那团棉絮就抖一抖，像什么活物的心跳。我听见自己喊了一声“爹”。他没应。
行刑的是个年轻人，面孔白净，像城里学堂的学生。他端枪的手在抖，瞄了很久。
旁边站着的那个日本军官不耐烦了，用日语骂了一句什么，拔出自己的佩刀，往下一劈。
枪响了。我爹的身体往前扑倒，额头磕在碾盘沿上，发出很闷的一声。血慢慢洇开，
混进雪水里，像一条条细细的红蚯蚓。我想扑过去，身后的人死死摁住我的肩膀。
我的指甲抠进泥里，抠出两道沟。那天晚上，我把队伍拉进了东山。从那一刻起，
我不再是那个想着保全一家的赵长河，
不再是那个帮着日本人做事、得过勋章、吃过宴席的赵翻译官。我成了山匪，成了逃犯，
成了任何一个路过的人都可以唾弃的贼。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
更不知道，很多年后，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再一次跪在某个人的枪口下——而这一次，
是我自己选的。二我至今记得战争刚来时的样子。那是民国二十六年初秋，庄稼刚收完，
地里剩些枯黄的豆茬。我爹蹲在院子里补箩筐，我妈在灶房熬苞谷糊糊。我弟弟长河——对，
他叫长河，我也叫长河，这事儿说来话长——那年才九岁，趴在小凳上写大字，一笔一画，
把“人”字写得像两根倒地的柴火。我从镇上回来，带回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打起来了。
”我说。我爹头也没抬：“哪儿？”“上海。”他把麻绳咬断，
拿手搓了搓箩筐边沿：“远着呢。”我妈端着糊糊出来，碗底烫手，她拿围裙垫着，
搁在磨盘上：“上海在哪儿？”“海边。”我说，“坐火车要三天三夜。”我妈点点头，
招呼长河来吃饭。长河撂下笔，跑过来，手指上沾了墨，也不洗，直接捏起窝头往嘴里塞。
我妈拍他后脑勺：“饿死鬼投的胎。”没有人再提战争的事。那天晚上，我躺在西屋的炕上，
听着隔壁我爹的鼾声，听着长河磨牙，听着灶房里的蟋蟀叫。月光从窗纸的破洞里漏进来，
落在地上，白得像盐。我想，远着呢。我们都以为远着呢。可战争这种东西，
它从不和你打招呼。它像洪水，像瘟疫，像夜里悄悄爬过墙根的蛇。你以为它还在三百里外，
一觉醒来，它已经在村口的水井边喝水了。三个月后，炮声从北边传来，闷闷的，
像夏天远处的雷。那天早晨，我站在田埂上，看见西北方向的天空有一片灰黑色的烟，
像一块洗不掉的墨渍。村里的老人都聚在大槐树下，抽着旱烟，谁也不说话。“到李庄了。
”李三叔把烟袋锅往鞋底磕了磕，“昨儿后晌的事。”李庄离我们村十八里。
十八里是什么概念？是壮劳力扛着锄头走一个时辰，是牛车吱吱呀呀晃半天，
是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赶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的距离。那天晚上，我妈没睡着。
我在西屋听见她翻来覆去，草席子窸窣响。后半夜，她起来烧水，灶膛的火光映在窗纸上，
一明一暗。第二天一早，我爹说：“长河，你带着你妈和弟弟，去你姥姥家躲一阵。
”姥姥家在河南，要过黄河。我说：“爹你呢？”“我看家。”他低头编着另一只箩筐，
“庄稼人，能往哪儿跑。”我没走。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我妈裹了小脚，
走不快；长河还小，走不远。姥姥家三百多里地，兵荒马乱，一路上要饭都找不着门。
我跟我爹说：“咱全家都在，哪儿也不去。真打过来了，往山里一钻，他们还能把山翻过来？
”我爹没吭声。那是民国二十六年的腊月。那年的雪下得格外大，埋过脚踝，埋过膝。
我以为我们真能往山里钻。我不知道，第二年开春，我自己会把日本人领进村。
三第一次见渡边，是在镇上维持会的院子里。那天是去给长河抓药。他受了凉，咳了半个月，
我妈用枇杷叶煮水，灌下去三碗也不见好。镇上的药铺关了大半，只剩一家，
柜台后头的老先生戴着老花镜，在戥子上拨拉半天，秤出一小撮川贝。“两块大洋。”他说。
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铜板倒出来，数了三遍，不够。老先生摇摇头，把川贝收回抽屉。
我在药铺门口站了很久。太阳很烈，晒得后脖颈发烫。街对面就是维持会，
门口站着两个背枪的人，枪口朝下，黑黢黢的，像两个张着嘴的洞。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进去的。维持会里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国人，姓周，
从前在镇上开杂货铺。他听完我的来意，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药，有的是。
大洋，也容易。可咱们这儿不兴白给东西。”他指了指里屋的门。“里头有位太君，
缺个认路的。”我至今记得推开那扇门时，门轴发出的一声轻响。吱呀——像老鼠叫。
渡边坐在八仙桌后头，穿着黄呢军服，领口的扣子解开了，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他看见我，
放下手里的文件，笑了笑。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带着轻微的东北口音。
他说他在奉天待过三年。他问我叫什么。“赵长河。”他点点头，
把这两个字写在手边的本子上。他的字很端正，横平竖直，
比我这个念过两年私塾的人写得还好。“长河，”他念了一遍，“像你们中国古诗里的词。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低着头，没接话。他合上本子，看着我。
“你熟悉这一带的路？”“熟悉。”“每一个村子，每一条山道？”“走过。”他又笑了，
那笑容甚至算得上温和。“那好，赵先生。明天一早，请你带我们去刘家坳。
”刘家坳离我家十二里，是我外婆的娘家。我小时候去过一次，记得村口有棵歪脖子枣树，
枣子很甜，核小肉厚。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爹的鼾声从隔壁传来，长河在我旁边磨牙，
月光还是从窗纸的破洞里漏进来，还是白得像盐。我想，明天我带他们去刘家坳。我不杀人，
只是带路。我只是带路，不算汉奸吧？可是刘家坳的人呢？他们会怎么说？我又想，
那关我什么事呢？我只想保住我爹我妈，保住长河，保住这四口人的家。
别人家的房子塌不塌，别人家的爹娘死不死，与我何干。我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
太阳照常升起。我推开院门，渡边的车已经在村口等着了。我爹蹲在院子里补箩筐，
头也没抬。我妈在灶房烧火，烟囱里飘出淡青色的烟。我没敢看他们。我上了车。
那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长的十二里。车轮碾过土路，扬起一溜黄尘。我盯着窗外的田野，
玉米秆子还没砍，枯黄地立在风里，哗啦哗啦响。刘家坳到了。村口的枣树还在，
只是过了季，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要饭的手。我站在树底下，
看着渡边的人冲进一扇扇门，看着他们拖出一个个哭喊的人。我没有动。我的脚像生了根，
扎进土里，拔不出来。有一个老妇人扑到我脚边，仰起脸看我。她脸上的皱纹深得像犁沟，
眼睛浑浊，看不清瞳仁。“你是赵家坳的娃儿吧？”她抓着我的裤脚，
“我认识你姥姥……”我低头看她。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保住我自己的家。
我没说出口。那天傍晚，我回到自己家。我妈站在院子里，正收晾了一天的衣裳。她看见我，
没有说话，只是把叠好的棉袄塞进我怀里。“夜里有风，”她说，“穿上。
”我把棉袄抱在胸口，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西屋的窗纸上，长河趴在炕沿写大字。
透过那层薄纸，我看见他的影子，一笔一画，还是写那个“人”字。四民国二十七年春天，
我成了渡边最信任的向导。我熟悉这一带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哪条路通向哪个村，
哪座山里有哪条小径，哪条河在什么季节可以蹚过去。我把这些一一卖给了渡边，
换来一袋袋白面、一瓶瓶洋油，换来我妈不再咳嗽、长河有新棉袄过冬。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从前他们叫我“赵家老大”，在村口遇见会点点头。
后来他们远远看见我就绕开，槐树下聚着说话的人，见我来就散了。只有李三叔还肯搭理我，
他抽着旱烟，叹一口气：“长河啊，人活一世，名声要紧。”我没吭声。名声值几个钱？
能当饭吃？能当药吃？能挡得住日本人的枪子儿？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
我只在乎我爹我妈我弟弟好好活着。可我爹在乎。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回到家，
看见我爹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只补了又补的箩筐。他没看我。我喊他，他也不应。
我跨进门，他从背后突然开口：“你带的那些人，前儿把王庄烧了。”我停住脚步。
“王铁匠一家七口，”他声音很低，“一个没跑出来。”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爹，”我说，“那不是我的枪。”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浑浊了，眼窝很深，
像两口干涸的井。“那不是你的枪，”他说，“可那是你带的路。”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我妈把饭碗端到西屋，搁在炕沿上，又端走了。长河趴在桌上写大字，写完一张，
拿起来看看，揉成团，扔在地上。我捡起那个纸团，展开。还是那个“人”字，歪歪扭扭，
像两根扶不起的柴火。我把它抚平，叠好，揣进怀里。五民国二十七年的秋天，我遇见了她。
那是在县城，渡边请我吃饭——庆功宴，他升了少佐。席上有清酒，有生鱼片，
有穿和服的女人在角落里弹三味线。我听不懂那音乐，只觉得一根根弦像勒在脖子上。
饭吃到一半，渡边放下酒杯，说：“赵先生，给你介绍一个人。”他招招手，
一个年轻女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她穿着灰布旗袍，头发拢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
她走到渡边身边，站定，微微垂着眼睛。“这是沈小姐，”渡边说，“县立女中的国文教员，
自愿来做翻译。”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淡，像蜻蜓点过水面。可我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散席后，我靠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对着月亮发愣。
身后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你喝多了。”她的声音。我没回头。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
细长细长的，像一株静立的芦苇。“你是本地人？”她问。“是。
”“那你为什么替他们做事？”我转过身。她站在三步开外，脸隐在槐树的阴影里，
看不清神情。“你呢？”我问，“你为什么替他们做事？”她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
风穿过树叶，沙沙响。“我哥哥在华北，”她说，“被他们抓去做劳工，两年了，没有消息。
”她顿了顿。“他们说，只要我好好做事，就放他回来。”我看着她。月光从叶缝里漏下来，
落在她脸上，明明灭灭。“你信吗？”她没答。又一阵风过，她拢了拢鬓边的碎发。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她说。我想了想。“我有爹妈，有个弟弟。他们不能死。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爹妈也死了，”她说，“去年，在南京。”南京。
那个词像一块烧红的铁，烙进我耳朵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从来没去过南京，
我只知道那是很远的地方，在长江边上，坐火车要三天三夜。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旗袍的下摆拂过青石板，发出很轻的窸窣声。“等等。”我开口。她停下来，没回头。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静了一息。“沈静如。安静的静，如是的如。”她走了。
槐树的影子把她的背影一寸寸吞掉，最后只剩一截白净的后颈，一闪，也隐没在黑暗里。
那天晚上，我在槐树底下站了很久。风从旷野吹来，带着秋收后烧荒的烟气。我想起我爹，
想起王铁匠一家七口，想起刘家坳那个抓着我裤脚的老妇人。
我想起“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小时候在私塾，先生教过的，佛经开篇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听见的，是这样的。我听见的，是这样的。可我真的听见过吗？六沈静如很少说话，
可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渡边办公室外的走廊上遇见她。
她抱着一叠文件，低着头走得很快，差点撞进我怀里。文件散了一地，我蹲下去帮她捡。
是一份名单。我瞥见上面有几个熟悉的地名，都是周边的村子。旁边用铅笔标着日期和数字，
有些打了叉，有些画了圈。“这是什么？”我问。她把文件从我手里抽走，没有回答。
“是清乡计划，”她说，“腊月之前，要把方圆三十里‘肃清’。”肃清。这个词我也听过。
王庄被烧的前一晚，渡边的副官对着地图，手指划过那一带，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会提前通知村民吗？”我问。她抬起头看着我。“你觉得，他们会让我通知吗？
”她的眼睛很黑，很深，像腊月夜里没有星光的井口。我站在那口井边沿，往里看了一眼。
“那你会吗？”我问。她没说话。她把文件理整齐，抱在胸前，绕过我走开了。三天后，
赵家坳以北二十里的三个村子，一夜之间人去屋空。渡边的人扑了个空，
只抓到几只没来得及带走的鸡。他大发雷霆，在办公室里摔了茶杯。我站在门外，
听着玻璃碎裂的声音，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又过了几天，
渡边让我去送一份文件给沈静如。她的住处是县城东街一座小院，租的，门楣很矮，
要低头才进得去。她开门时穿着家常的蓝布衫，头发随便挽着，
手里还拿着半截没削完的荸荠。“赵先生？”她有些意外。我把文件递给她。她接过去，
没看，随手搁在门边的条案上。“进来说吧，”她侧开身，“外头冷。
”那是我第一次进她的屋子。很小的一间，陈设简单，靠窗一张书桌，桌上一盏煤油灯，
旁边摞着几本卷了边的旧书。墙上没挂画，只贴着一张手绘的中国地图，边角已经泛黄。
她给我倒了杯水，是凉的。“没有开水，”她说，“将就喝。”我端起杯子，没喝。
她也不在意，自己坐到书桌前，拿起荸荠继续削。刀锋刮过表皮，发出很轻的沙沙声。
“你为什么要留下来？”我问。她没停手。“我说过了，等我哥哥。
”“可你知道他们不会放他。”她的刀顿了一下。“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她放下刀，把削好的荸荠搁进旁边的小碗里。荸荠白生生的，浸在水里，
像一枚枚小小的月亮。“因为我走了，就再也没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她说。她抬起头，
看着我。“总要有人记住。”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刘家坳村口那棵歪脖子枣树，
想起王铁匠家还没熄灭的灶膛，想起我爹那双浑浊的眼睛。总要有人记住。可我呢？
我记住了什么？我记的都是路。通向刘家坳的路，通向王庄的路，
通向一个个化为焦土的村庄的路。我把这些路刻在脑子里，像刻在墓碑上。那天离开的时候，
我在她门口站了很久。天已经黑透了，巷子里没有灯，只有远处维持会门口的两盏灯笼，
在风里晃来晃去。我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
像有人在夜里敲门。七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我爹死了。罪名是“通敌”。
其实不过是邻村一个被俘的游击队员，在受刑时胡乱攀咬，
说赵家坳有人给山里的队伍送过粮食。渡边需要一个杀鸡儆猴的靶子，
而我是他最信任的翻译官——杀我爹，最能试出我的忠心。那天我在县城，等我赶回去时，
我爹已经被绑在村口的碾盘上。他看见我，没说话，只是看着我。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浑浊，
像两口干涸的井。我跪下求渡边。我给他磕头，额头磕在碎石子上，磕出血来。
他坐在太师椅上，端着茶碗，像看一只磕头的蚂蚱。“赵先生，”他说，
“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但你父亲犯了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看着他。
他的面孔还是那样白净，笑容还是那样温和。“求您，”我说，“放我爹一条命。
”他放下茶碗，看着我。“赵先生，”他轻轻说，“你要明白，这是战争。”枪响了。
我爹的身体往前扑倒，额头磕在碾盘沿上，发出很闷的一声。血慢慢洇开。那一刻，
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死了。又有什么东西，从尸骸里破土而出。那天晚上，
我去了沈静如的住处。她开门时，看见我额头上的血痂，没有问。她把我让进屋，
打了一盆水，拿毛巾浸湿了，递给我。我接过毛巾，攥在手里，没有动。“我爹死了。
”我说。她站在我面前，离我很近。煤油灯的火苗在她脸侧跳动，把她半边脸映成暖黄色，
另半边隐在阴影里。“我知道，”她说，“我听说了。”“我给他磕头，”我说，
“磕到头破血流，他也不肯放人。”她没有说话。“我以为我能保住他们，”我说，
“我以为只要我听话，只要我给他们带路，只要我当一条好狗……”我的声音哽住了。
她伸出手，从我手里轻轻抽走那条毛巾。然后她拉起我的手，把它翻开，把毛巾叠好，
放进我的掌心。“赵长河，”她说，“你还有选择。”我抬头看她。“你爹死了，”她说，
“可你娘还在，你弟弟还在，你自己还在。”她顿了顿。“这个国家还在。”那个夜晚，
我在她的小屋里坐了很久。她没有赶我走，也没有再说话。她只是坐在书桌前，就着煤油灯，
一针一线缝补一件旧衣裳。针穿过布面，发出很轻的、连绵的声音。我突然想起小时候，
我妈也是这么坐着，在灯下缝补我们的棉袄。煤油灯芯烧久了会结花，她用针尖轻轻挑一下，
火苗又亮起来。“静如，”我说，“如果我早一点……”她没有抬头。“没有如果，”她说，
“只有现在。”我把队伍拉进了东山。说是队伍，其实不过二十几个人，
都是从前跟着我做事的本地人。他们愿意跟我走，不是因为什么家国大义，
而是因为信我——信我能带他们活下去。我们躲在东山的密林里，白天不敢生火，
夜里才敢出来找吃的。春天挖野菜，夏天摘野果，秋天还能从山下农民手里换些苞谷。
最难熬的是冬天，树皮都扒光了，熬出来的汤是苦的。可我不后悔。第一次下山打劫，
是民国二十八年三月。目标是县城北门外的一处军需库。我熟悉那里的守卫换班时间，
熟悉哪段围墙最矮，熟悉仓库里的物资码放位置。那天夜里，我们摸进去，
扛出四箱子弹、两箱罐头，还有一捆军毯。回去的路上，我背着那捆军毯，翻过一道山梁。
月亮很大，把山路照得白晃晃的，像铺了一层霜。我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来路。
县城的方向还亮着几点灯火，星星点点，像落进黑布里的碎米。我知道，从这一刻起，
我和从前那个赵翻译官彻底割裂了。我不再是他们的狗，我是他们的狼。可我没想到的是，
当我终于站到他们对面，身后却空无一人。八民国二十九年秋天，国防军的人找到了我。
来的是个姓周的参谋，三十出头，面皮黝黑，一看就是常年风餐露宿的人。他单枪匹马上山，
进了我们的寨子，看见我正蹲在地上修枪。“赵长河？”他问。我抬起头。他站在那里，
背着光，看不清神情。“我是新编第三师情报科的，”他说，“听过你的事。
”我把枪栓拉上，咔嗒一声。“找我做什么？”“你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说，
“更重要的是，你熟悉渡边的布防。”我站起来，把枪靠在墙边。“你不怕我？”我问，
“我是汉奸，给日本人带过路。”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他说，“可你现在在山上。
”他顿了顿。“这就够了。”我看着他。他站在门框里，阳光从他身后涌进来，
把他的轮廓镀成一道金边。“给我三天，”我说，“三天后，给你答复。”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坐在寨子后面的崖边。山风很大，吹得松涛呜咽，像千军万马从远处奔来。
沈静如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你打算去吗？”她问。我没有回头。“我不知道，
”我说，“我怕。”“怕什么？”怕什么。怕死。怕我娘和长河没人照顾。
怕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弟兄们又被我拖进战场。怕那些死在渡边枪口下的人，
从地底下伸出手来拽我的脚踝。还怕——怕我穿上那身军装，站到阳光下，
却仍然洗不干净手上的血。“怕我不配。”我说。她绕到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
“赵长河，”她说，“这世上没有配不配，只有愿不愿。”她的眼睛在黑暗里很亮，
像东山顶上那颗启明星。“你愿不愿意？”我看着她。她蹲在那里，裙角拖在泥土里，
头发被风吹乱了，有几缕贴在脸颊上。她的面容很平静，可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灯的光，
不是星的光，是另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光。“愿意。”我说。
周参谋给我安排的任务，还是带路。只是这一次，带的是自己人的路。
我把渡边在东山的几处暗哨摸了个遍，把他埋在山道上的地雷标在地图里，
把他设在各村的征粮点、军需库、通信站一一画成草图。第三师的突击队顺着我画的路线，
一夜之间拔掉了渡边在东山外围的所有据点。民国三十年春，国防军开始反攻。那几个月，
我在前线。我不再是翻译官，不再向导，而是第三师情报科的一名少尉。
我的任务是潜入敌后，摸清渡边师团的兵力部署和撤退路线。最后一次见渡边，
是在县城东街。那是民国三十年九月，县城光复的前夜。渡边的指挥部已经撤到城外，
他本人却悄悄潜回东街，在一座废弃的宅院里待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
也许是有没带走的文件，也许是想再看一眼这座他驻守了四年的小城。我发现他时，
他独自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军装外套敞着，领口的扣子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张曾经白净温和的面孔苍老了太多，鬓边竟有几缕白发。他看见我，
没有动。“赵先生，”他说，“好久不见。”我没有举枪。“你为什么不跑？”我问。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还是那样温和，可眼睛里已经没有光了。“跑到哪里去呢？”他说，
“我的家在九州，可我回不去了。”他顿了顿。“你们的国家赢了，可我也回不去我的家了。
”我看着他。这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恨他。我恨的是战争本身，
恨的是那种把人变成刀、又变成鞘的荒谬力量。我爹死了，他爹呢？也许也死了，
死在某个我不知道名字的战场上，死在另一群人的枪口下。可我还是不能原谅他。
“你知道吗，”我说，“我爹到死，手里还攥着那只没补完的箩筐。”他没有说话。
沉默了很久。“赵先生，”他开口，“我对不起你。”我转身走了。我没有杀他。
第二天黎明，有人在城外的水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额头正中一枪，是自杀。
九民国三十年十月，县城光复。我站在城门口，看着第三师的队伍列队进城。
街道两旁挤满了人，有挥着小旗的学生，有抹着眼泪的老太太，
有把孩子架在脖子上的年轻父亲。鞭炮声响了很久，硝烟呛得人直咳嗽，没有人肯散去。
我穿着军装，站在队伍侧翼。有人认出我来了。起初是一道目光，从人群里射过来，像冷箭。
然后是第二道、第三道。窃窃私语像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不是赵翻译官吗？
”“汉奸还有脸穿军装？”“就是他，给日本人带路，烧了刘家坳。
”“他爹好像被日本人杀了，活该，报应。”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周参谋从前面走过来，
低声说：“你先回驻地。”我摇摇头。我看着我脚下的影子，被午后的太阳拉得很长，
像一条黑色的沟。我站在光里，可影子还是黑的。那天晚上，我回到赵家坳。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却没有人了。李三叔去年冬天没熬过去，我娘在信里告诉我，
下葬那天连棺材板都凑不齐，是用破门板钉的。我推开自家的院门。我娘坐在灶房门口择菜，
长河蹲在她旁边写大字。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像两棵相依的芦苇。
“娘。”我喊了一声。她抬起头。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在灯下像落了一层霜。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也没有起身。长河站起来。他十五岁了，个子快赶上我高。“哥。
”他说。我点点头。那天晚上，我娘做了很多菜，有腊肉，有炒鸡蛋，还有一大碗红烧肉。
她把肉都夹到我碗里，自己只吃咸菜。我说够了够了，她还是夹，直到我的碗堆成一座小山。
长河闷头吃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饭后，我帮娘收拾碗筷。她洗碗，我拿抹布擦干，
一个一个摞进碗柜里。“娘，”我说，“我……”她没等我开口。“我知道，”她说，
“你在打鬼子。”她把洗好的碗递给我。“你爹要是在，也会高兴的。”我攥着那只碗，
半天没有动。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买菜。从村口走到镇上的三里路，我遇见了七拨人。
第一拨是刘家坳的幸存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他看见我，啐了一口，拉着孙子绕开走。
第二拨是王铁匠的远亲，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他站在路中间，拦着我的去路，
看了我很久。“你还有脸回来。”他说。我没有回答。我从他身边绕过去，他没有拦。
第三拨、第四拨、第五拨……每一道目光都像刀子，每一句窃窃私语都像冰凌。
第六拨是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我不认识。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怀里的孩子哭起来，
她才匆匆走开。第七拨是三个半大孩子，捡起石子扔我，嘴里喊着“汉奸、汉奸”。
石子砸在我背上，闷闷的响。我没有躲。回到家里，我娘看见我脊背上的土印子，没问，
只是拿笤帚帮我扫了。“别往心里去，”她说，“日子长了，他们就知道了。”我点点头。
可我知道，日子长了也没用。有些事，不是将功抵过能抹平的。我带着鬼子走过的那些路，
路会记得。我帮着鬼子烧过的那些房子，房子会记得。我爹死的时候磕在碾盘上的那声闷响，
碾盘会记得。我洗不干净了。接下来的日子，我试着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
我在镇上找了份活计，给粮铺记账，老板是外乡人，不知道我的过去。每天清早去，傍晚回，
拿着算盘珠子拨拉一天，月底结一回工钱，够我娘和长河吃穿。可普通人不好当。
粮铺的伙计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事，第二天老板就客客气气地请我结账。我说好，
把算盘放回架上，推门出去。镇上的剃头匠从前是我爹的朋友，我去他那儿刮脸，
他手里的剃刀抖了一下，在我下巴上划出一道血口。他没道歉，我也没有说话。
我拿手帕捂着伤口，付了钱，走了。长河在学堂也受欺负。同窗骂他是汉奸的弟弟，
先生装听不见。他放学回来，书包带子断了，膝盖磕破了皮，一声不吭蹲在院子里写大字。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写的什么？”我问。他把纸摊开给我看。还是那个“人”字。
可这一次，他的笔画稳了，不歪了。那一撇一捺，立在纸上，像两根撑起屋顶的柱子。
我伸手摸摸他的头。“写得真好。”我说。那年腊月，长河病了。不是什么大病，着了凉，
咳了两天。可他的咳嗽声像一把钝锯子，一下一下锯在我心上。夜里他咳得睡不着，
我就坐在他床边，给他揉背。他的脊背很薄，像一张纸，我能摸到皮下一节节的骨头。“哥，
”他咳喘着问我，“他们为啥骂你？”我顿了顿。“因为哥做错过事。”“那后来呢？
”“后来哥改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改了也不行吗？”我没回答。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雪。雪花落在窗纸上，沙沙的，像蚕吃桑叶。“改了就行。
”长河迷迷糊糊地说，“改了，就是好人。”他睡着了。我坐在床边，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
听着雪落在屋顶、落在院子、落在这个我拼命想保护却千疮百孔的家里。
我想起渡边死前说的那句话。想起静如说的“还有选择”。可这一次，我不知道该选什么了。
十民国三十一年春，我娘病了。起初只是吃不下饭，她总说“不饿”。后来是走不动路，
从灶房走到堂屋，要扶着墙歇三回。再后来是整夜整夜地咳，像一把旧风箱，呼哧呼哧，
拉不出完整的调子。镇上的郎中来看过，开了三服药，摇头走了。我把最后一服药熬好，
端到她床前。她靠在枕上，就着我的手喝药。喝完，她抬头看我。“长河，”她说，
“我想回赵家坳。”我愣住了。“这就是赵家坳。”我说。她摇摇头。“我想回老屋。
”老屋在三年前被渡边的人烧了。她知道的。她知道的。我把药碗放在床头，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干，很轻，像秋天落在窗台上的一片枯叶。“娘，”我说，“你再等等。
等我有钱了，把老屋盖回来。”她没有回答。她看着我，
眼睛里有那种我熟悉的光——是我爹看她时的那种光，是她在灶房忙碌时映着火光的那种光。
“你爹走的时候，”她说，“我就在他旁边。他什么话都没留，就看了我一眼。”她顿了顿。
“那一眼，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长河，你做的事，娘都晓得。
你不是坏人。”窗外有布谷鸟在叫。一声，两声，远远的，像从另一个春天传来。
“娘只想你过得好。”她说。那天傍晚，我娘走了。她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
我给长河披上孝，在院子门口烧了一沓黄纸。纸灰飞起来，黑蝴蝶似的，在暮色里盘旋几圈，
被风吹散了。长河跪在我旁边，低着头，没有哭。“哥，”他问，“咱们往后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