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十三岁那年的秋天，余田镇的雾比往年都要浓。那雾从十月初就开始漫进来，
先是淹了镇外的稻田，然后顺着青石板路一寸一寸地爬，
最后把整个镇子都裹进了一片灰白里。早晨推开木门，对面屋檐都看不清，
只能听见雾里头传来咳嗽声、挑水木桶的吱呀声，还有狗有一声没一声地叫。老人们说，
这是地底下冒上来的阴气。我没信。那时候我正处在半大不小的年纪，对什么都好奇，
又对什么都想逞强。我爹在镇上做裁缝，手艺是祖传的，远近几十里的人都来找他做衣裳。
那年秋天他尤其忙，因为再过半个月就是十月十五——下元节。
下元节在我们那儿不是什么大日子，往年也就烧烧纸钱，祭祭祖宗。但那一年不一样，
那一年要办一场“鬼娶亲”。这事要从我记事起就听烂了的一个传说讲起。余田镇四面环山，
中间一块平地，镇子就坐落在平地的正中。镇子不大，百来户人家，
种田的、做买卖的、教书的全挤在一条主街上。街是青石板铺的，年头久了，
石板被踩得锃亮，雨天能照见人影。镇东头有所学堂，是民国时候留下来的老房子，
黑瓦白墙，院子里有棵桂花树，每年秋天香得能把人熏醉。学堂里原先有个教书先生，姓周，
据说是外地来的，没人知道他的底细。镇上人只晓得他学问好，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
画的花鸟跟活的一样。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具体多少年，谁也说不清，有说三十年的，
有说五十年的，反正比镇上最老的老人的记忆还要早。那一年大旱，
从五月到八月没落过一滴雨，田里的禾苗全枯死了，井水也见了底。镇上人急得团团转，
天天求雨，可老天爷就是不赏脸。后来不知从哪儿传出一股风，
说这场旱灾是因为学堂里那位周先生是妖孽变的，他教的那些书、画的那些画，全是邪术，
把龙王爷给得罪了。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说亲眼看见周先生半夜在学堂里点着灯画符，
有人说他家后院里埋着死人骨头，还有人说他的眼睛是绿的，一到夜里就发亮。
我小时候听这些故事，吓得晚上不敢出门。后来大了些，觉得这不过是些没影的事。
可在那个时候，这些话是要人命的。镇上的村长姓吴，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平时在镇上横着走，没人敢惹他。他带着一帮人，冲进学堂，把周先生拖出来，
绑在镇口的木桩上。周先生那年多大年纪，长什么样，没人说得清。有人说他很年轻，
有人说着说是个老头。唯一的共同点是——所有人都记得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啊，
”我奶奶说过，“不像是人的眼睛，干干净净的，跟井水似的，里头什么也看不出来。
”那天下午，吴村长亲手点了火。火是从周先生脚下烧起来的，干柴噼里啪啦地响，
烟往上冒，呛得围观的人直咳嗽。周先生至始至终没有喊叫，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人群。
有人说他是在看村长家的闺女。那闺女那年十六岁，叫吴凤儿，生得白净，
是镇上最好看的姑娘。她站在人群里，脸煞白，眼泪哗哗地流。周先生临死前，
对着她笑了一下。那场火从下午烧到天黑。等火灭了，地上只剩下一堆黑灰，
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吴村长让人把灰扬了，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可事情没完。那年秋天，
瘟疫来了。一开始是镇上的人开始发烧，烧得满嘴胡话，烧着烧着人就没了。然后是牲口，
一头一头地倒，死了眼睛瞪得老大，怎么合也合不上。镇上人请了道士来看。
那道士是个外乡人，路过余田镇，被人请了来。他在镇口转了一圈，
又在周先生被烧死的地方站了半个时辰，最后叹了口气。“这是枉死鬼作祟，”他说，
“那周先生死得冤，怨气太重，化成了厉鬼。要是不把他安抚住，这镇上的人，
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安抚？道士说，找个姑娘嫁给他。“鬼娶亲”这三个字，
就是那时候传下来的。道士挑的日子是下元节——十月十五。说是那天阴气最重，
鬼门关大开，正好把亲事办了。新娘得穿红嫁衣，坐红轿子，半夜送到周先生的坟前。
坟前摆一桌酒席，点一对红烛，轿子停在坟前头，新娘一个人下来，走到坟边。“然后呢？
”有人问。道士没答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天晚上，吴凤儿被送进了轿子。她是自愿的。
据说她跟家里闹了一场，最后跪在她爹面前，磕了三个头，说：“爹，女儿替你去还这笔债。
”吴村长那时候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床上下不来。他听着女儿的话，老泪纵横，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送亲的队伍是半夜出发的。镇上的青壮年都被派去抬轿子、提灯笼，
每个人都绷着脸，谁也不敢说话。红轿子在夜色里一颠一颠地走，灯笼的光晃来晃去，
照着山路两旁的树，那些树看起来像一个个站着的人。吴凤儿穿着红嫁衣坐在轿子里，
盖头遮着脸，谁也看不见她的表情。队伍走到周先生的坟前停下。那坟在镇外的山坡上，
是个光秃秃的土包，连块碑都没有。坟前摆好了桌案，红烛点着，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
轿子落地，轿帘掀开，吴凤儿走了出来。她一步一步走向那座坟，红嫁衣在夜色里特别扎眼。
走到坟边，她站住了，像是在等什么。然后地底下伸出一只手。那只手焦黑焦黑的，
像是被火烧过，手指头蜷着，皮开肉绽。它从土里猛地伸出来，一把攥住了吴凤儿的脚踝。
吴凤儿没有喊。她只是低头看了看那只手，然后整个人就被拖进了土里。土面翻动着，
像水波一样，转瞬间又恢复了平整。坟前只剩下一张掀开的红盖头，被风吹得一抖一抖的。
抬轿子的人跑过去，扒开土——什么都没有。棺材里空空如也，连根骨头都没有。
这个故事我从小听到大，听到耳朵起茧子。每次都是同样的情节，同样的结局，
同样的那句“棺材里空空如也”。我一直把它当成个鬼故事，
跟“白衣女鬼”“吸血僵尸”是一路货色。直到我十三岁那年的下元节。那一年的瘟疫，
是从学堂里开始的。最先病倒的是个学生，姓陈，十二岁，发了三天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大夫说是风寒，开了药，喝了没用。第四天夜里，那孩子没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都是学堂里的学生，都是发高烧，都是烧着烧着就没了。镇上人慌了。
有人说这是当年的报应来了，有人说这是周先生的鬼魂回来索命了。最后大家一合计，
还是得照老办法办——“鬼娶亲”。这一次的新娘，是我小学老师。她叫许清儿，
那年二十三岁，是我们学堂里唯一的女先生。她教语文，也教算术，还教我们唱歌。
她唱歌的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三月里刚化开的雪水。许老师不是余田镇本地人，
是两年前从县城来的。她来的时候我们都还小，只记得她穿一件蓝布褂子，扎两条辫子，
站在讲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先生了，”她说，“你们要好好念书。
”她住在学堂后头的一间小屋里，那屋子以前是周先生住的。有人劝她别住那儿，说不吉利。
她笑笑，说：“我行的正坐得直，怕什么鬼？”她就这样在学堂里住了两年。两年里，
她教我们认字，教我们算术，还教我们唱那些她从县城带来的歌。
春天的时候她带我们去山坡上采野花，秋天的时候她带我们去捡银杏叶子，夹在书里当书签。
全镇的孩子都喜欢她。大人呢？大人们对她也是客客气气的，见面叫声“许先生”，
点头过去。她一个外地来的姑娘，无亲无故，在这镇上就像一棵移栽过来的树，
悄没声地长着，也不碍谁的事。可到了那年秋天，这棵树就碍了事。“鬼娶亲”得有个新娘。
新娘得是未出阁的姑娘，得年轻，得干净，得命里不带煞。镇上符合条件的姑娘有好几个，
可谁家愿意把闺女往火坑里推？那场面他们可都听说过——土里伸出一只焦黑的手，
把人活生生拖进去。那是嫁人吗？那是送命。吴家人被推出来过。
毕竟当年的事是他们家惹下的，这几十年来他们家在镇上也抬不起头。可吴村长早就死了，
他儿子也死了，只剩一个孙子，才五岁。总不能把这五岁的娃娃嫁过去吧？其余的人家，
家家户户都哭天喊地，说自家闺女命苦，说自家闺女八字不合，说啥的都有。最后推来推去，
推到了许清儿头上。理由很充分：她是外乡人，无父无母，没亲没故。
而且她住的屋子正是当年周先生住过的，说不定就是周先生托人找来的，那就是缘分。
再说了，她一个姑娘家，在镇上白吃白住了两年，也该给镇上做点贡献。
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弯弯绕绕。我只知道，许老师要嫁人了，嫁给一个死了几十年的人。
宣布这事那天，许老师站在学堂门口，听着吴家族长念那篇冠冕堂皇的话。
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跟当年那个周先生一样。念完了，
族长问她：“许先生，你可有话说？”她想了想，说：“嫁衣得找好的裁缝做。
镇上谁手艺最好？”族长愣了一下，说：“老张家，张裁缝。”她说：“好，
那就请他给我做一身。”她说的张裁缝，就是我爹。我爹的手艺是祖传的，我爷爷传给他，
他又打算传给我。我从小就跟在他身边学，针法、裁剪、量体，一样一样地学。
我不太喜欢这行当，总觉得男人做裁缝不够威风，可我爹说，这是吃饭的手艺，
不学以后喝西北风去？许老师来找我爹那天，是个阴天。雾还没散，天灰蒙蒙的，
空气里有一股潮乎乎的味儿。她穿一件旧棉袄，头发用块蓝布包着，站在我家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框。我爹正在裁一块黑布，听见声音抬起头来，愣了一下，
赶紧站起来：“许先生，您怎么来了？”许老师笑笑：“张师傅，我来找您做嫁衣。
”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我来做件棉袄”一样。我站在旁边偷偷看她，
觉得她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在学堂里，她总是笑眯眯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今天她也在笑，可那笑没到眼睛里。我爹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半天，
他才憋出一句：“许先生，您……您真的要去？”许老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那双手白白净净的，指尖因为天冷冻得有点红。她说：“张师傅，您说我这手，
像不像教书的手？”我爹说：“像，怎么不像？您是先生嘛。
”许老师摇了摇头：“我爹以前也这么说。他说，你好好念书，将来当个先生，体体面面的。
我听了他的话，念了师范，考了文凭，分到这余田镇来。他以为我能体体面面过一辈子。
”她顿了顿，抬起头来，看着我爹：“张师傅，您说这世上，有没有命这回事？
”我爹是个闷葫芦，平时就不太会说话，这会儿更是被问住了。他张了张嘴，
什么也说不出来。许老师也没等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也许有吧。要是有，那我这命，
就是到这儿的命。”她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正在角落里偷看的我。那手绢是白色的，
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红梅。“给你，”她说，“算是见面礼。以后好好跟你爹学手艺，
学好了，给自己做一身好衣裳穿。”我接过手绢，低着头不敢看她。等我再抬起头，
她已经走出门去了，背影消失在灰白的雾气里。我爹站在那儿，看着门外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他叹了口气，回到案板前，拿起那块黑布，继续裁剪。那块黑布是给许老师做嫁衣的。
嫁衣是红色的，不是黑布。我不知道我爹那时候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把那些红绸变成一件嫁衣的。我只记得那几天他话特别少，
成天闷在屋里，裁裁剪剪，缝缝补补，一直到下元节的前一天晚上才做完。那天晚上，
许老师来试嫁衣。她是吃过晚饭来的，天已经黑了，雾还没散。她一个人走进来，
身上穿着那件旧棉袄，脸上还是那种淡淡的笑容。我爹把嫁衣拿出来，挂在架子上。
那是一身大红的袄裙，绣着金线的凤凰，凤凰的眼睛是两颗小米粒大的珍珠，
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许老师看着那嫁衣，半天没说话。然后她伸出手，摸了摸那绣花，
说：“真好看。”我爹说：“您试试，不合适我再改。”许老师点点头，拿着嫁衣进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门帘掀开，她走了出来。我那时候正坐在门槛上，看见她出来，
整个人都愣住了。那身红嫁衣太艳了，艳得不像人穿的东西。可穿在许老师身上，
又那么合适，好像她天生就该穿这一身似的。红色的绸缎衬得她脸特别白，眼睛特别黑，
嘴唇特别红。她站在那里，灯光照在她身上，整个人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又抬起头来，问我们：“好看吗？”我说：“好看。”她笑了。
这回那笑到了眼睛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跟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那就好，”她说，
“穿着好看的衣服走，也算没白活这一场。”我爹站在旁边，低着头不吭声。
许老师转过身去，对着墙上那面破镜子照了照，然后说：“张师傅，辛苦您了。
这工钱我明天给您送来。”我爹说：“许先生，这嫁衣……不收钱。”许老师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笑，没说什么。她把嫁衣换下来，叠好，用一块布包着，抱在怀里。走到门口，
她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好好学习，”她说，“以后做个有出息的人。”我点点头。
她抱着那个包袱，走进门外的雾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看见她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弯下腰，放在门口的台阶上。然后她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她走远了，我才跑过去看。
台阶上放着那块手绢，角上绣着红梅的那块。我捡起来，攥在手里，
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桂花，又像别的什么。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
把那块手绢压在枕头底下。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许老师穿着红嫁衣的样子。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从明天起，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半夜的时候，
我听见外头有动静。是锣鼓声，远远的，像从山那边传过来的。然后是唢呐，
呜哩哇啦地吹着，吹的是《百鸟朝凤》，喜调，可在这深更半夜里听，瘆得慌。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推开窗户，往镇外望去。雾还没散，可我能看见那串灯笼——红彤彤的，
一串儿一串儿，在山道上蜿蜒着，像一条发光的蛇。灯笼下头是一顶轿子，红轿子，
被人抬着一颠一颠地往前走。送亲的队伍。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串灯笼越走越远，越走越小，
最后消失在夜色里。锣鼓声也远了，淡了，最后只剩下风声，还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那一夜之后，许清儿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镇上的人去看。那座光秃秃的坟还在，
坟前的桌案还在，红烛燃尽了，剩下两滩红泪。红轿子歪在一边，轿帘敞着，里头空空的。
坟上的土翻开了，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有人趴下去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拿来铲子，
挖开来，挖到底，挖出一副棺材。棺材盖掀开，里头空空如也。那天傍晚，
我从学堂门口经过。学堂里空荡荡的，桂花树的叶子落了一地，也没人扫。
那棵桂花树今年开得特别盛，香得呛人，可闻着那香味，我只想哭。我站在学堂门口，
看着许老师住的那间小屋。门关着，窗户也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知道她再也不会从那扇门里走出来了，再也不会站在讲台上，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好。
”我从兜里掏出那块手绢，看着角上那朵红梅。红梅绣得细细的，针脚密密麻麻的，
一看就是用了心的。我不知道许老师为什么要把这块手绢给我。
我也不知道她那天晚上在我家门口弯腰放下手绢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只知道，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十年过去了。我把那块手绢收在箱子底下，轻易不拿出来。
我学了裁缝，接了我爹的班，在镇上给人做衣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跟从前没什么两样。
直到那天，许清儿的妹妹许贤淑来找我。她站在我家门口，穿着件藏青色的褂子，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
想起了一个穿着红嫁衣站在灯光下的身影。“你是张师傅吧？”她说，“我叫许贤淑，
是许清儿的妹妹。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背后凉飕飕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门缝里挤进来。“什么忙？”我问。她递给我一本发黄的日记本，
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许清儿。“这是我姐留下的日记，”她说，
“最后一篇写着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就在她失踪前十天的夜里。我想请你帮我看看，
这三个男人里，哪个是她写的那个人。”她从兜里掏出三张照片，递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
愣住了。第一张，是镇上的教书先生，姓李，瘦高个儿，戴着眼镜。第二张，
是吴家的远房侄子，来镇上收租的，白白胖胖，一脸和气。第三张，是我爹。
我看着那张照片，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十年前那个夜晚，
许老师穿着红嫁衣站在我家灯光下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眼前。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
雾又起了。第二章下元节那天，余田镇的雾浓得化不开。我早上推开窗，外头白茫茫一片，
连对面屋檐的瓦都看不见。雾气涌进屋里，凉飕飕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腥气，
还有别的什么——像是烧纸钱的味道，又像是山里腐叶烂了多年的气息。
我娘已经在灶屋里忙活了。她这几天身子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可今天不知怎么起了个大早，
在灶前煮粥。锅里的米汤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混进雾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气。
“今天别出去乱跑。”我娘头也不回，声音闷闷的，“就在家待着。”我没应声。我心想，
今天这么大的事，我能在家待着？我爹不在。他昨晚上就没回来，在作坊里赶活。
许老师的嫁衣早就做好了，可他又接了几单丧服的活——镇上这几天病死了好几个人，
都是学堂里的娃娃，家家户户等着衣裳下葬。我爹忙得脚不沾地，我娘病着，
我一个人也帮不上忙。吃过早饭，我揣着那块手绢出了门。手绢是许老师给我的那块，
我一直藏在枕头底下，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那天晚上她把它放在我家台阶上，我又捡了回来，
不知道为啥，就是舍不得丢。手绢上的红梅绣得细细的，摸上去能感觉到针脚的纹路，
像是绣的人把什么心事都缝进去了。镇上的主街今天格外冷清。铺子关了半扇门，
茶馆里没人喝茶，连平日里到处跑的野狗都不见了踪影。偶尔有人走过，也是低着头，
脚步匆匆，像是怕惊着什么东西。雾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烟，
那是从各家各户门口烧纸钱的火盆里升起来的。今天下元节，按习俗要祭祖宗，
可今天这纸钱烧给谁，谁心里都清楚。学堂的大门紧闭着。我站在门口往里张望，
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在雾里隐隐约约，地上落了一层金黄的花，没人扫。桂花的香味混在雾里，
甜得发腻，腻得让人想吐。许老师住的那间小屋门窗紧闭，看不见里头有没有人。
我想去找她。可我不知道找她干什么，也不知道见了她说什么。问她怕不怕？那肯定怕。
问她为啥不跑？她一个外乡人，往哪儿跑？我在学堂门口站了半晌，最后还是转身走了。
往回走的路上，碰见了吴家的人。吴家族长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几个后生，抬着一顶轿子。
那轿子是红的，红得扎眼，红得像血。轿身上描着金漆的龙凤，在雾气里闪着暗暗的光。
轿顶扎着红绸子，垂下来四个角，角上挂着铜铃，走一步响一声，叮当，叮当，
像是催命的铃声。我站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过去。吴家族长经过我身边时，斜眼瞥了我一下，
没说话。那几个抬轿子的后生也都绷着脸，眼睛直直看着前头，谁也不吭声。
轿子抬进了学堂。我站在原地，看着那顶红轿子消失在雾里。铜铃的声音越来越远，
最后只剩下风声，还有我自己砰砰砰的心跳。那天下午，我哪儿也没去，就坐在门槛上发呆。
我娘在床上躺着，时不时咳嗽两声。我爹一直没回来。天色暗得早，还没到晚饭时候，
外头就已经灰蒙蒙一片。雾更浓了，浓得像是能把人吞进去。晚饭是白粥配咸菜，
我一个人吃的。吃着吃着，外头忽然响起了锣鼓声。咚——咚——咚——那锣声又沉又闷，
不像喜事的锣，倒像丧事的锣。然后是唢呐，呜哩哇啦地吹起来，吹的调子我听过，
是《百鸟朝凤》，可那声音进了耳朵，却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太尖了，尖得像哭。
我把碗放下，跑到门口往外看。雾里，一串灯笼亮了起来。红灯笼，一盏接一盏，
从学堂那边慢慢移过来。灯笼下头是黑压压的人影，看不清楚脸，
只看见那些灯笼在雾气里晃来晃去，像是飘在半空中。队伍最前头是那顶红轿子，
四个后生抬着，一颠一颠地走。轿帘垂着，看不见里头的人。我盯着那顶轿子，心跳得厉害。
许老师就在那里面。她穿着我爹做的红嫁衣，盖着红盖头，一个人坐在那顶轿子里，
要被抬到山上去，抬到那座坟前头。锣鼓声越来越近。队伍从我门前走过，
我看见了抬轿子的后生的脸——惨白惨白的，眼珠子直愣愣盯着前头，像是魂都不在身上。
提着灯笼的人也一样，一个个面无表情，走路的姿势都僵着，像是一群纸人。
我想喊一声“许老师”，可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轿子从我面前过去。风吹起轿帘的一角，我看见里头坐着一个人影，红彤彤的，一动不动。
然后轿帘落下去，什么都看不见了。队伍继续往前走，往镇外走，往山里去。
红灯笼一串一串，在雾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像是被雾吃掉了似的，
一盏接一盏地消失。锣鼓声也远了，淡了，只剩下若有若无的回音。我站在门口，
不知道站了多久。等我回过神来，天已经全黑了，雾还是那么浓，浓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娘在屋里喊我，喊了好几声我才听见。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着。
我听着窗外的动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连狗都不叫。整个镇子像是死了一样，
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睡着，
忽然被一阵锣鼓声惊醒。我睁开眼，心跳得砰砰响。那锣鼓声从远处传来，
跟傍晚时一模一样——咚、咚、咚，呜哩哇啦——可这回听着更远，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
我爬起来，推开窗户。雾还是那么浓。可我能看见，在镇外的山道上，有一串红灯笼在移动。
那灯笼比傍晚时少了许多，只剩下零零落落几盏，在雾里忽明忽暗，像是鬼火。
我盯着那串灯笼，眼睛都不敢眨。它们停住了。停在山腰上，
那个位置我认得——是周先生的坟。然后，灯笼一盏接一盏地灭了。第一盏，第二盏，
第三盏……最后只剩下一盏，在雾里孤零零地亮着。那盏灯也灭了。灭了之后，
我再也没看见它亮起来。四周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我站在窗前，冷得发抖。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发抖，还是窗户在抖，还是整个屋子在抖。那一夜，再也没有动静。
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往镇外跑。雾还没散，可已经淡了些。我沿着山路往上跑，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路边的草上全是露水，把我的裤腿打得透湿。跑到山腰，
我看见了那座坟。坟前站着一群人，都是镇上的。他们围着那座坟，谁也不说话。我挤进去，
看见了那顶红轿子——歪倒在一边，轿帘敞着，里头空空的。坟上的土翻开了，
露出一个大洞，黑黢黢的，看不见底。洞边扔着红盖头，被露水打湿了，皱成一团，
沾满了泥。有人拿来了铲子。几个后生跳下去挖，挖了半天，挖到底，挖出一副棺材。
棺材盖掀开着，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棺材是空的。许老师不见了。我站在那儿，
看着那个黑乎乎的棺材，脑子里一片空白。周围的人在说话，嗡嗡嗡的，
可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只看见那顶歪倒的红轿子，那张沾满泥的红盖头，
还有那个空荡荡的棺材。有人问：“人呢？”没人回答。
又有人问：“那手……你们看见那只手没有？”还是没人回答。我转身就跑。我跑下山，
跑回镇上，跑回家。我爹不在，我娘躺在床上，看见我进来，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又闭上了。我跑进自己屋里，关上门，从枕头底下掏出那块手绢。
手绢上的红梅还是那么鲜亮，绣得细细的，密密匝匝的。我把手绢攥在手里，
攥得手心都是汗。许老师没了。那个教我们唱歌、带我们采野花的许老师，就这么没了。
她穿着我爹做的红嫁衣，坐着那顶红轿子，被抬到山上去，然后被一只手拖进了土里，
拖进了一个空棺材。那只手是谁的？是周先生的吗？周先生死了那么多年，烧成了灰，
怎么还会有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镇上的人再也不提这件事。
那顶红轿子被抬回来，锁进了吴家的祠堂。那几个抬轿子的后生，事后病了几个月，
好了之后也变了一个人，成天低着头不说话，见人就躲。吴家族长第二年就死了，
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怎么合也合不上。学堂关了门。那棵桂花树那年冬天枯了，
第二年春天没发芽，就那么干巴巴地立着，像一根烧焦的木桩。
许老师住的那间小屋一直空着。镇上人从那门口过，都绕着走，
说是半夜能听见里头有女人在唱歌，唱的是许老师教我们的那些歌。我没有再去看过。
我跟着我爹学裁缝，学了三年出师，接了这门手艺。我渐渐长大了，渐渐把这事埋在了心底。
可那块手绢我一直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每年六月里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再放回去。
我娘的身体一直没好利索，断断续续病了几年，后来总算慢慢缓过来。
可她再也不提那天的事，不提醒，不提许老师，不提那个下元节的夜晚。我问过我爹一回，
他闷着头抽了半天烟，最后说了句：“别问了，都是命。”我没再问。
可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许老师那天晚上来试嫁衣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还有她临走时放在台阶上的那块手绢，总是时不时从记忆里冒出来，让我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把手绢留给我？她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她真的是被周先生的鬼魂拖走了吗？
还是像镇上有些人悄悄议论的，她是自己跑了？可要是自己跑，棺材怎么会是空的？
坟上的洞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我想了十年，没想明白。直到那天，许贤淑找上门来。
她站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坐在案板前裁一块布。外头有人敲门，我应了一声，门推开，
进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穿一件藏青色的褂子，头发挽在脑后，脸白白的，眼睛细细的，
嘴角微微往上翘，像是要笑又没笑。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问：“你是张师傅？”我说：“我是。您找谁？”她说：“我叫许贤淑，
是许清儿的妹妹。”我的手一抖，剪刀差点掉在地上。许清儿的妹妹？我仔细看她。
是有点像——那眉眼，那说话的调子，尤其是那微微往上翘的嘴角，
都让我想起十年前那个穿红嫁衣站在灯光下的人。“你……”我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请坐。”她在案板边的凳子上坐下，四下里打量了一圈。这屋子跟十年前没什么变化，
还是那些案板，那些布料，那些针线笸箩。墙上挂着几件做好的衣裳，窗户对着街，
外头的雾刚散，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儿。”她说，声音低低的，
软软的，“余田镇太难找了，从县城坐车到镇上，又从镇上走了半天才进来。
”我说：“您找我有事？”她点点头，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本日记本，黄色封皮，边角磨破了，纸页也泛黄，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
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许清儿。“这是我姐的日记，”她说，“她失踪之后，
我去她屋里收拾东西，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找到的。藏得很深，要不是我翻遍了每个角落，
根本发现不了。”我接过日记本，手有些抖。封皮上的字是用钢笔写的，蓝色墨水，
有些地方洇开了，可还是能认出来——许清儿，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我翻过了，
”许贤淑说，“前面都是她在师范学校念书时候的事，还有来余田镇之后教书的日常。
可最后一篇……”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最后一篇写着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就在她失踪前十天的夜里。”爱上了一个男人？我愣住了。许老师在我们镇上两年，
从没听说过她和哪个男人走得近。她一个人住，一个人教书，一个人过日子，清清静静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她没写那人的名字，”许贤淑说，“只写了些……那些话。可我想，
那人一定就在镇上。所以我来了，想请你帮我认认。”她又从布包里掏出三张照片，
递到我面前。“这是我从镇上找到的，就这三个男人，那段时间和她有过接触。你看看，
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我接过照片，低头一看。第一张，是个瘦高个儿，戴着眼镜，
穿着中山装。我认得，这是镇上新来的教书先生，姓李，许老师失踪之后学堂关了门，
他又去了别处。第二张，是个白白胖胖的男人，穿一身绸褂，脸上带着笑。
这是吴家的远房侄子，那年秋天来镇上收租，住了小半个月。第三张，是我爹。
我看着那张照片，脑子里嗡的一声响。照片上的我爹，比现在年轻些，
穿着那件他穿了多年的灰布褂子，站在我家门口，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应该是哪年别人给他拍的，我都不记得有这张照片。“这……”我抬起头，看着许贤淑，
嗓子发干，“这照片，你从哪儿来的？”“李老师给的，”她说，
“他来余田镇的时候拍了一些照片，后来洗出来送给了镇上的人。我去找他，
他把剩下的底片给了我，我让人洗出来的。”她又指着那三张照片：“这三位，
那段时间都跟我姐有过往来。李老师是学堂的同事，吴家那位来收租，顺道去过学堂喝茶，
至于这位……”她指着我爹的照片，“他是给我姐做嫁衣的裁缝。我姐的日记里提到过他，
说他手艺好，人也和气。”我攥着那张照片，手指发紧。我爹给许老师做嫁衣的事，我知道。
可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我爹那时候四十出头，有家有口，成天闷在屋里做衣裳，
话都不多说一句，怎么可能……可许贤淑说的那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脑子里。
失踪前十天的夜里。那天晚上许老师来试嫁衣，就是失踪前七八天。她站在灯光下，
穿着那身红嫁衣，我爹低着头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她把嫁衣换下来，
抱在怀里走了，临走时把手绢放在我家台阶上。那块手绢。我心里猛地一跳。
那块手绢是许老师给我的，可那不是她绣的吗？那朵红梅，那细细的针脚……我忽然想起，
我娘也会绣花，可她从没给我绣过什么东西。我爹也会绣，我们做裁缝的，绣花是基本功。
那朵红梅，是谁绣的？我抬起头，看着许贤淑。她也在看着我，眼睛细细的，
里头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神色。“你能帮我认认吗？”她问，“哪个最有可能？”我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许贤淑就住在镇上。我家有间空房，
我娘收拾出来给她住。我爹这几天出门给人送衣裳去了，不在家，我娘一个人招待她。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雾又起来了，灰蒙蒙的，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凉飕飕的。我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是许贤淑在翻身，木板床吱呀吱呀响。
她为什么要来找我？她为什么不直接去问我爹？我翻了个身，把手枕在脑袋底下。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那些照片，那些话，还有十年前那个穿红嫁衣的身影。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许老师失踪那天晚上，我爹在哪儿？那天晚上我睡着了，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已经在作坊里干活了，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像往常一样。我问过他吗？没有。我根本没想到要问。可现在我忽然想起来了，那天晚上，
那串红灯笼灭了之后，我一直站在窗前。站了多久，我不知道。后来我回到床上，躺下，
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之前，我好像听见有人推门进来，脚步轻轻的，在屋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又出去了。那个人，是我爹吗？我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
我娘已经在灶屋煮粥了。许贤淑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一碗粥，没动。我走过去坐下，
她也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没睡好，又像是哭过。“张师傅，”她说，
“我想去看看那座坟。”我一愣：“什么坟？”“我姐的坟，”她说，“我知道她没有尸首，
可镇上的人给她立了个衣冠冢，就在那座山腰上。我想去看看。”我沉默了一会儿，
点点头：“我带你去。”吃过早饭，我们出了门。雾散了，天灰蒙蒙的，太阳躲在云后头，
透不出一点光。山路还是那条山路，十年来没什么变化，只是路边的草更高了，树更密了，
把路遮得窄窄的。我走在前头，许贤淑跟在后头，谁也不说话。走到山腰，我停住了。
那座坟还在。可它变了。坟头长满了荒草，足有半人高，把墓碑都遮住了。
坟前的空地也长满了草，踩上去软绵绵的，像是踩在什么东西上。那棵老槐树还在，
枝叶繁茂，遮出一大片阴凉。许贤淑站在坟前，看着那块被荒草遮住的墓碑，半天没动。
我拨开荒草，露出墓碑上的字。那字是当年镇上人刻的，
歪歪扭扭的几个字：“许氏清儿之墓”。没有立碑人，没有日期，就这么几个字。
许贤淑蹲下去，伸出手，摸了摸那几个字。“姐，”她轻轻叫了一声，“我来看你了。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风吹过来，吹得荒草沙沙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也在响，
哗啦哗啦，像是有人在说话。许贤淑蹲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张师傅，
”她说，“我姐的日记里，还写了一件事。”我看着她，等她往下说。“她说，
她爱上那个人，是因为他给她做了一身嫁衣，”许贤淑的眼睛盯着我，“那身嫁衣，
是她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看的衣服。”我的心猛地一沉。嫁衣。我爹做的嫁衣。
许贤淑没有再说什么。她转身往山下走，我跟在后头，脑子里乱成一团。回到家，
我爹已经回来了。他正坐在案板前，手里拿着一块布，低着头裁剪。听见门响，他抬起头，
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手里的活。“爹，”我走过去，想说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爹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许贤淑站在门口，看着他，
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张师傅，”她说，“我姐的嫁衣，
是您做的吧？”我爹的手停了停，然后继续裁剪：“是。”“那您还记得，
她来试嫁衣那天的事吗？”我爹的手又停了。他抬起头，看着许贤淑。他的眼睛浑浊，
可里头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记得，”他说，“怎么？”许贤淑从兜里掏出那本日记，
放在案板上。“我姐的日记里，写着一个人，”她翻开日记，指着其中一页，
“您要不要看看？”我爹低头看了一眼那日记，然后又抬起头，看着许贤淑。他没说话，
可他的脸色变了，变得惨白惨白。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十年前那个夜晚，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串红灯笼一盏一盏地熄灭。
就像十年后许贤淑站在我家门口，拿出那三张照片。就像刚才，在坟前，风吹过荒草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一直在那儿，等着被发现。窗外的雾又起来了，灰蒙蒙的，慢慢爬过窗台，
漫进屋里。我娘在里屋咳嗽起来，咳得一声比一声急。第三章许贤淑翻开那本日记的时候，
屋里的光线正好暗下来。雾从窗户缝里钻进来，一缕一缕的，在光线里慢慢飘散。
我爹坐在案板前，手里还攥着那块没裁完的布，可他没再动，就那么坐着，
眼睛盯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本。许贤淑把日记翻到某一页，轻轻放在案板上。“您看看，
”她说，“这是我姐的字迹。”我凑过去，低头看那一页。纸页已经发脆，边角有些破损，
可上头的字还很清晰——蓝黑墨水，钢笔字，一笔一划都工工整整，像小学生描红一样认真。
日期是十月十二。下元节前三天。那页纸上写着——“今天又去试了嫁衣。
张师傅的手艺真好，那身红衣裳穿在身上，我自己都不敢认了。镜子里的那个人是谁？
那么好看，那么红，红得像一团火。”“回来的路上，我在想，如果这件嫁衣是真的该多好。
如果是真的嫁人，真的成亲，真的有个男人在等着我，那该多好。”“可我知道不是。
这身嫁衣是给我送葬的。”“我有时候想，为什么是我？我从小听话，好好念书，好好教书，
没害过谁，没亏过谁，怎么就轮到我了？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该你了，就是你，
躲不掉的。”“只有一件事，我放不下。”“那个人……”“我不写他的名字。
这辈子都不能写。可我心里知道是谁。他给我做这身嫁衣，一针一线，比绣花还仔细。他说，
许先生，您试试，不合适我再改。他低着头，不敢看我。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想他。”“这话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可写在纸上，总可以吧？反正这日记，
除了我自己，没人会看。”“那天晚上，在他家试衣裳，他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可他看我的眼神，我懂。我也看他了，偷偷的，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他低着头裁布，
手指那么粗，可捏着针的时候又那么细，一针一针，密密地缝。”“我想，
要是能嫁给他这样的人，该多好。”“可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后天就是下元节了。
”“后天，我就要穿着他做的嫁衣，去嫁给一个死人。”我看着这几行字，手开始发抖。
纸页上的字有些洇开了，像是被水滴打湿过。是眼泪吗？许老师写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在哭？
许贤淑翻过一页。“十月十三”“今天收拾了东西。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裳，几本书，
还有娘留给我的一个银镯子。我把银镯子戴在手上，凉凉的，贴着肉。”“我想去找他。
可我不敢。”“去了说什么？说我喜欢你？说要是我能活着，我想嫁给你？这话说不出口，
一辈子都说不出口。”“我把那块手绢绣好了。红梅，他喜欢红梅吗？我不知道。
我没问过他。可那天他来量尺寸，看见我窗台上养的一盆梅花，问了一句，这是红梅？
我说是。他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就绣了那朵红梅。”“明天拿去给他。
就说是给他儿子的。他儿子还小，留着玩吧。其实我是想让他留着，他看见那手绢，
就能想起我。”“这话也不能写。可我已经写了。”“我就是这么个人，心里有话，憋不住。
可憋不住又能怎样？话憋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后天。”“后天就是那天了。”许贤淑又翻过一页。“十月十四”“明天。
”“就这两个字。底下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她合上日记，抬起头看着我。
我看见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是泪。“后面就没有了，”她说，“这是最后一篇。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脑子里全是那几句话——“他给我做这身嫁衣”，
“他低着头，不敢看我”，“他喜欢红梅吗”。那个“他”，是谁？我不敢往下想。
许贤淑把那三张照片又拿出来，摆在案板上。“李老师，吴家侄子，你爹，”她指着照片，
一张一张地说，“这三个人，那段时间都跟我姐有过往来。李老师跟她一起教书，天天见面。
吴家侄子去学堂喝茶，跟她说过话。你爹给她做嫁衣，量尺寸，试衣裳，
前前后后去过好几次。”她抬起头看着我：“你觉得，会是谁？”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看着那三张照片。李老师，瘦高个儿，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吴家侄子，白白胖胖，
一脸和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爹，穿着那件灰布褂子，站在家门口，
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刚才说，”我开口，声音有些哑，
“那段时间，我爹去过学堂？”许贤淑点点头：“日记里写的。九月里，她去量尺寸，
你爹带着布样去的学堂，在她屋里量的。后来她又去你家试衣裳，去过好几次。”我愣住了。
我爹去学堂给她量尺寸的事，我不知道。他来来回回去过好几次的事，我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她来试嫁衣，我爹在，我也在。可之前那些事，他从没跟我说过。
“你娘不知道吗？”许贤淑问。我摇摇头。我娘那段时间一直病着，躺在床上，
成天昏昏沉沉的。我爹做什么，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这会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晚上许老师来试嫁衣，我娘明明病着，可那天晚上她起来了。她从里屋走出来，
站在门口，看着许老师穿着那身红嫁衣站在灯光下。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又回去了，
一句话也没说。她那时的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说不清是什么眼神，像是看，又像是躲，
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咽回去了。我当时没多想。可现在想起来，那眼神不对劲。
许贤淑把日记往前翻，翻到前面几页。“你看看这个，”她指着其中一段，
“这是我姐刚到余田镇的时候写的。”我低头看去。“九月初三”“来余田镇一个月了。
这地方真偏，四面都是山，出趟门要走上半天。镇上的人也不爱说话，见了我，
点点头就过去。我一个人住在学堂后头的小屋里，晚上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可我不怕。我喜欢安静。”“这屋子以前住过人，是个教书先生，姓周。镇上人提起他，
都支支吾吾的，不肯多说。我只知道他死了，死了很多年。可我不怕。我行的正坐得直，
怕什么鬼？”“今天我收拾屋子，在墙角的砖缝里发现一张纸条，折得小小的，塞得很深。
我打开来看，上头的字已经模糊了，只认得几个——‘吾爱’、‘不负’、‘来世’。
别的都看不清。”“我把那张纸条又折好，塞回原处。那是别人的心事，我不该看。
”“可我想，那位周先生，是不是也有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有话不能说，
只能写在纸上，塞进墙缝里？”“也许这世上，多的是我这样的人。”许贤淑又翻了几页。
“九月十五”“今天有个学生送我一盆红梅，说是他家院子里挖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