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远嫁无归途深夜的绿皮火车，像一头喘着粗气的巨兽，在黑暗里沉默地往前爬。
我抱着行李袋缩在靠窗的位置，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不敢动，也睡不着。
手机里是妈妈发来的语音，我贴在耳边听了三遍，
每一遍都像一把钝刀在心上慢慢拉：“你回来住两天可以，妈给你做好吃的。
但长住……你弟媳那边，我不好交代。”一句话，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重砸在我心上，
砸得我连呼吸都疼。整节硬座车厢的灯全关了，只剩下过道尽头一盏昏黄的小灯，
勉强照亮一小片地面。空气中混杂着泡面的油腻味、长时间没洗澡的汗味、劣质烟草的呛味，
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属于漂泊者的沉闷与疲惫，一股脑往鼻子里钻，让人胸口发闷。
有人打呼噜，有人翻身，有人在梦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这些声音混在一起，
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困在这个深夜，哪里也去不了。
我抱紧怀里那床洗得发白、边角都磨破了的红色喜被——这是八年前我出嫁时，
我妈熬夜亲手缝的嫁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她还坐在缝纫机前，
弯着腰，一针一线地压边。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头也不抬地说：“囡囡，
北方冷，被子要厚一点，妈给你多絮两层棉花。”那时我不懂事，还嫌她絮得太厚，盖着沉。
现在我才明白，她絮进去的，是她当时舍不得、却又拦不住我的所有心疼。
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这床被子能盖一辈子，能暖一辈子。我叫姜小双，今年三十二岁。
八年前，我为了所谓的爱情，不顾全家人反对，从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南方小城，
义无反顾远嫁到这座干燥、寒冷、口音完全陌生的北方城市。为了他，
我和家里吵到几乎断绝关系，我爸气得摔了碗，我妈哭了整整一夜。
我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慢慢断了联系，她们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的人生轨迹，
我再也没能参与。我放弃了老家那份安稳轻松的工作，
放弃了熟悉的街道、熟悉的饭菜、熟悉的一切，孤身一人，跨越一千八百多公里，
奔赴一场我自以为能天长地久的婚姻。火车开出老家站台的那天，我妈追着车窗跑了好几步，
眼泪糊了满脸，嘴里喊着什么，我隔着玻璃听不清。我以为她喊的是“保重”，
后来很多年我才想明白，她喊的可能是“回来”。我以为，
只要我足够真心、足够付出、足够忍让，就能换来一辈子的安稳与幸福。我以为，
我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能给我一生依靠的人。我以为，只要我好好过日子，
日子就不会辜负我。三个月前，当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所有幻想，
全部碎得一干二净。我不是谁的妻子了。不是那个被人一口一个“张太太”叫着的女人了。
也不是那个一回头就有温暖怀抱、有踏实依靠的林家女儿了。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火车哐当哐当往前开，碾过铁轨，也碾过我支离破碎的人生。偶尔闪过零星的灯火，
一闪而逝，快得像我这辈子抓不住的所有温暖、所有期待、所有依靠。我盯着那些灯火，
一个接一个地数，数着数着就数乱了，就像我的人生，走着走着就走丢了。
眼泪无声地落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手背上，凉得刺骨，凉得让人心慌。我不敢擦，
怕擦完了还会流。我就那么坐着，任眼泪流着，反正车厢里黑，没人看得见。
反正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在乎我流不流泪了。原来这就是远嫁女人最真实的下场。爱没了，
家也没了。故乡回不去，异乡不是乡。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无家可归的人。
---2 高烧夜无人问离婚后的第三个月，我在这座生活了整整八年的城市，
连一个能安心落脚、能说句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曾经的婚房，是他婚前买的，
离婚后自然被他收回。我拖着不多的行李，在城中村最偏僻的角落，
租了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老旧出租屋。房子在顶楼，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墙壁斑驳，
窗户漏风，一到冬天，室内室外几乎一个温度，冷得像冰窖，冷得人骨头缝都发疼。
搬进去那天，我一个人扛着行李爬了六层楼，每上一层都要停下来喘半天。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墙角结着蜘蛛网，灯泡坏了两盏，黑漆漆的，我不敢回头，
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其实我害怕的不是黑暗，是回头也看不见任何人。
这里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真心朋友。当初为了他，我心甘情愿切断了所有退路，
以为他就是我的全部世界，以为有他在，我就什么都不用怕。等到我的世界彻底崩塌那一天，
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孤立无援，举目无亲，
连一个能借住一晚、能帮我一把、能听我哭一场的人，都找不到。
手机通讯录里有几百个联系人，可真正能拨出去的，一个都没有。同事只是表面客气，
点赞之交；邻居我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那些年积攒的朋友，早就在我围着家庭转的时候，
一个个疏远了。我试过给从前一个要好的闺蜜发微信，打了很长一段话，说我的近况，
说我的难过，说我想找人聊聊。消息发出去，
显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那一刻我握着手机，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
笑了很久，笑着笑着就哭了。以前生病的时候，哪怕两个人吵架吵得再凶，
他也会皱着眉头端水拿药，会伸手摸我的额头，会嘴上不耐烦、行动上却认真地照顾我。
那时我不懂珍惜，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甚至还嫌他倒的水太烫、拿的药太苦。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有人照顾的日子，有多珍贵。现在，空荡荡的出租屋，
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静得让人害怕。有时候我故意把电视打开，把声音调大，
就是为了让屋子里有点动静，让我觉得不那么孤独。可电视里的笑声越热闹，我就越觉得冷。
那天夜里，我毫无征兆地发起了高烧。一开始只是控制不住地发冷，浑身发抖，牙齿打颤，
盖两床厚厚的被子都不管用，身体冷得像一块冰。我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走到桌边，
摸出体温计，用力夹在腋下。每动一下，都觉得头晕目眩，浑身发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随时都会倒下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又快又重，好像随时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几分钟后，
我颤抖着拿出体温计，低头一看，上面的数字让我瞬间头皮发麻——39.2℃。
脑子昏沉得像灌了铅，视线模糊不清，耳边嗡嗡作响，喉咙干得冒烟，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滚烫的热气。我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柜子旁边，用尽全身力气翻找药箱，
手指抖得连东西都抓不住，指甲劈了都感觉不到疼。当我把药箱打开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彻底僵住，心一点点沉到谷底。药盒，是空的。
里面连一片退烧药、一片感冒药都没有。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把药箱倒过来抖，
只抖出几粒过期的维生素。我盯着那几粒维生素，
突然觉得特别可笑——我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子？连几片应急的药都没有。
窗外是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北风像野兽一样刮着，呜呜地撞在窗户上，
听起来像有人在绝望地哭泣。我走到窗边往外看，整个城中村黑漆漆的，
只有零星几户亮着灯，隔得那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半夜三更，夜深人静，我能找谁？
谁会愿意，在这样冰冷刺骨、连出门都需要巨大勇气的寒夜里，
为我这样一个远嫁离婚、一无所有的女人，跑一趟药店？我翻遍了手机通讯录，从上翻到下，
从下翻到上。前任，不能找。亲戚，太远，帮不上。同事，只是表面客气，连朋友都算不上。
邻居，我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可以打的电话。没有可以敲门的邻居。
没有可以依靠的肩膀。没有可以指望的人。我裹着厚厚的被子，缩在冰冷的床角，一动不动，
坐了整整一夜。意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模糊。清醒的时候，我望着斑驳发黄的天花板，
心里一片荒凉，绝望得喘不上气。我想起小时候生病，妈妈整夜不睡地守着我，
用凉毛巾给我敷额头，一遍一遍地擦我身上。那时候我觉得理所当然，甚至还嫌她烦。
现在我才知道，那是怎样的福气。模糊的时候，我会恍惚以为自己还在小时候的家里，
躺在妈妈身边，只要喊一声妈，就有人立刻过来摸我的额头，给我端水喂药。
我试着喊了几声，没人应。睁开眼睛，只有黑暗，只有冷，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夜，
漫长到像一辈子。那一夜，我把这辈子的委屈、孤独、无助，全都尝了一遍。
天边慢慢泛起鱼肚白，天亮了。阳光从破旧的窗户缝里照进来，落在我脸上，
带来一点点微弱的暖意。我抬起颤抖的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烧，居然奇迹般地退了。
我撑着发软到几乎没有力气的腿，慢慢走到镜子前面。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得像纸，
嘴唇干裂起皮，头发凌乱不堪，眼神空洞无光，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像一朵被狂风暴雨狠狠打烂、再也抬不起头的花。我抬起手，摸了摸镜子里的那张脸，凉的，
和我的手一样凉。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却异常坚定地，
一字一句说：“没死。没死，就继续活。”那一刻，我在心里狠狠告诉自己：从今往后，
不指望任何人，不依赖任何人，不求有人心疼，不求有人理解，只求自己撑住。我不倒下，
就没有人能让我倒下。---3 娘家已成客春节前，我还是咬咬牙，回了一趟老家。
我妈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囡囡，回来过年吧，家里热闹，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
”她的声音听起来小心翼翼，带着试探，好像生怕我拒绝。我知道她是想我了，
我也确实想她。我想她做的红烧肉，想她炖的排骨汤，想她絮絮叨叨的那些家常话。我信了。
我自欺欺人地以为，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不管我离婚不离婚，娘家永远是我的退路，
永远是我的家。火车开了二十多个小时，越往南开，天气越暖和，窗外的景色也越绿。
我坐在窗边，看着那些熟悉的南方景色一点一点靠近，心里有期待，也有不安。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家人，怎么解释我离婚的事，怎么面对那些亲戚的目光。但我想，
只要妈妈在，只要那个家还在，一切都会好的。直到我推开那扇熟悉又陌生的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