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工作日------------------------------------------。，而是电台里主持人播报天气的温柔嗓音——这是董逸尘多年的习惯，让声音而不是噪音叫醒自己。但今天，那声音听起来格外遥远，像隔着一层水。，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老地方，形状像一只缩着翅膀的鸟。出租屋的窗帘透进来灰蓝色的光，说明外面是个阴天。董逸尘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眯着眼看时间：2019年10月17日，星期四，早上6点47分。，他必须出门，否则赶不上第一趟地铁。，腰椎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四十一岁，不年轻了，但也算不上老。只是身体比同龄人更早地开始报警——长期跑医院、赶饭局、熬夜做报表，胃病是标配，腰椎间盘突出是进阶，偶尔的偏头痛是VIP会员礼遇。他揉了揉后腰，穿上床尾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扣子有一颗是后来配的，颜色略有差异，但他从不在意这些。。额头有几道抬头纹，两鬓零星的白发，眼睛不大，鼻梁不挺，嘴唇偏薄。这张脸放在任何一座城市的三甲医院门诊大厅里，都不会有人多看第二眼。董逸尘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二十一年的职场生涯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就是：你不是主角。，手机震了一下。母亲发来的微信语音，他点开，那头的声音带着一贯的小心翼翼：“小尘啊，你王阿姨介绍的那个姑娘，加了微信没有？人家是护士，稳定，你主动点说话。”，没有回复。，一个嫌他收入不高，一个嫌他没房。他没解释自己在老家有套小两居，只是每月还贷后所剩无几。也没有解释自己虽然清贫，但从不用那些旁门左道的方式去冲业绩，账户干干净净，经得起任何核查。这些话在相亲桌上说出来，不会加分，只会让人觉得你迂腐。，对着镜子看了两秒，然后转身出去换鞋。，这是董逸尘用脚步丈量过无数次的数字。早高峰的城铁线路，人贴着人，空气里混杂着早餐、洗发水和某种说不清的疲惫。他挤在车门边，一只手抓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公文包。包里装着一份学术推广资料，是关于一款新型抗凝药的临床研究数据，今天要去市立仁济医院心内科做科室会。，负责本市部分三甲医院的心血管产品线。说是“代表”，其实就是一线销售。这个行业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合规整治的过山车，董逸尘恰好经历了全过程。1998年入行，从医院药房辞职出来，辗转七八家企业，从内资到外资，从普药到特药，什么风浪没见过。：用不恰当的方式去换取业绩。，是不愿。，踏实做学术和走捷径就像两条平行线，前者走得慢、走得累、走得穷，后者则恰恰相反。董逸尘见过太多同行靠各种灵活手段把业绩做得风生水起，月入数万甚至数十万，开豪车、买别墅，风光无限。他也见过其中一些人后来出事，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调查，有的至今还在躲债。
但他坚持做学术推广的理由并不高尚——只是觉得，卖药就好好卖药，把临床数据讲清楚，让医生根据疗效和安全性做选择。这是对的。既然是对的，就应该坚持。
可惜，对的，往往不赚钱。
“下一站，柳园街。”地铁广播打断了他的思绪。
董逸尘换了个姿势，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腾出手来掏手机。屏幕上显示有几条未读消息，其中一条来自区域经理赵永平：“上午来公司一趟，有事谈。”
赵永平一般不会在拜访时间之前叫他去公司。董逸尘心里掠过一丝不安，但很快压了下去。也许是季度的市场活动方案要调整，也许是某个产品的推广材料要改，也许……他不再猜测，把手机放回口袋。
市立仁济医院的门诊大厅永远像春运火车站。董逸尘刷胸卡进楼，熟门熟路地走到心内科医生办公室。他今天约的是科室副主任刘建国，五十多岁，国内抗凝领域的专家，对学术要求极高，从不接受那些不规范的推广方式，是董逸尘在这个行业里为数不多真心敬佩的人。
刘建国正在看一份病历，抬头看见他，点了点头：“小董来了，坐。”
董逸尘把资料递过去，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那款新型抗凝药的最新临床数据——与传统药物相比，卒中风险降低明显，大出血风险无显著差异，不需要频繁监测某项指标。他用的是标准的学术推广语言，不夸张，不隐瞒，优缺点都摆出来。
刘建国翻完资料，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数据不错，但价格是传统药物的二十倍。”
“是的，”董逸尘坦诚地说，“所以它适合的是那些不方便频繁监测、或者对传统药物不耐受的患者。不是替代，是补充。”
“你这人实在。”刘建国笑了笑，“去年有个厂家的代表，把他们的药吹成神药，我当场把他资料退了。卖药就卖药，别糊弄人。”
董逸尘也笑了笑，没有接话。
科室会开了一个小时，刘建国最终同意在科室里小范围试用，但强调要收集真实世界的数据。董逸尘记下要求，合上笔记本，告辞出来。
走出医院大门，外面的天空仍然灰蒙蒙的。他看了一下时间，上午十点半。赵永平让他去公司，从这儿坐地铁过去大约四十分钟。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先去吃饭，直接往地铁站走。
公司在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占了半层。董逸尘推门进去的时候，前台周敏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同情，又像是回避。他点了下头，径直走向赵永平的办公室。
赵永平正在打电话，看见他来，抬了下手示意他坐。董逸尘在沙发上坐下，注意到茶几上多了一个文件夹，封面上印着“人事”字样。他的不安加重了。
赵永平挂了电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搓了搓手，动作里带着一种董逸尘在很多销售身上见过的犹豫——想说什么，又在组织语言。
“逸尘，”赵永平终于开口，用的是全名，不是平时那个“老董”，“你在咱们公司几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董逸尘说。
“三年多了。”赵永平重复了一遍，又喝了口茶，“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今年整体业绩不好，亚太区在压缩成本，咱们中国区也要……”
他顿了顿，把那个文件夹推到董逸尘面前。
董逸尘没有打开，只是看着赵永平。
“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合规记录也是全公司最好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赵永平的声音压低了些，“但是……业绩考核不达标，连续两个季度了。我也是没有办法，上面给的指标，我就是个执行的人。”
董逸尘沉默了几秒。
他想说：业绩不达标，是因为我负责的那几个重点医院被另一家公司的激进销售方式抢走了市场，我写了好几份报告反映这个问题，但公司说“要用学术的方式去竞争”，却没有给任何支持。他还想说：我每个季度的学术推广场次是全组最多的，医生满意度调查是最高的，但这些都不算在KPI里。
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补偿方案按照N+1计算，不算苛刻，但也不丰厚。他扫了一眼数字，七万八千六百四十元，精确到元。他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够还三个月的房贷，够母亲接下来半年的药费，够弟弟上次借走的钱不用急着还。
“签了吧，”赵永平说，“多一个月补偿，我帮你争取的。”
董逸尘抬起头，看着赵永平。他知道赵永平说的“帮你争取”可能只是场面话，也可能确实是真的。赵永平这个人，不算坏，只是平庸。在医药这个行业里，平庸有时候比坏更让人无奈。
他拿起笔，签了。
“交接手续下午办就行，”赵永平松了口气，“今天可以把东西收拾了。”
董逸尘站起来，把那份通知书的副本折好放进公文包。走到门口的时候，赵永平又叫住他：“逸尘，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董逸尘回头。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业绩上总是差那么一口气。”赵永平斟酌着用词，“这个行业，光靠踏实有时候确实不够。你考虑考虑换个方向，也许去搞搞培训、学术会议策划什么的，别在一线跑了。”
董逸尘点了一下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收拾工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他的工位干净得不像做了三年的人——一个笔筒，两本医学杂志，一个保温杯，还有一张装在塑料相框里的照片。那张照片已经泛黄，拍的是一群穿着校服的高中生站在教学楼前，阳光刺眼，每个人都眯着眼睛，表情介于严肃和滑稽之间。
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白色小字：清远市第一中学2000届高三（6）班毕业合影。
董逸尘把相框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表面。照片第三排左数第七个，是十六岁的自己，瘦，矮，戴着黑框眼镜，表情拘谨，像是憋着一泡尿。
他看了两秒，把它放进纸箱。
抽屉最底层压着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软皮，边角磨得发白。董逸尘把它拿出来，翻开。前几十页是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蓝色圆珠笔，有的地方已经洇开。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和刚毕业那两年写的“股票研究笔记”，里面记录了他当时关注的几十只股票的基本面分析、技术走势预判，还有几页是“十倍股猜想”。
他随手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行被他反复描过的字：“盛达网络，代码？港股，2004年上市，互联网社交平台，未来空间巨大。若能持有十年，收益或超百倍。”后面画了一个圈，圈里打了个问号。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来用黑色水笔加上去的：“2004年6月16日上市，发行价3.7港元。当时手里只有两万块，犹豫了，没买。2019年现价约330港元。错过的十倍，不，百倍。”
董逸尘看着这行字，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苦笑还是自嘲。
他把笔记本也放进纸箱，抱起箱子，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工位。灰色的隔板，黑色的转椅，显示器上贴着公司资产的标签。这三年里，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无数个小时，做幻灯、打电话、写邮件、填报表。此刻要离开了，竟然没有任何不舍。
电梯下行的时候，手机又震了。还是母亲发来的语音。
“小尘，刚才那个姑娘的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加了她闺女微信一句话也不说，人家觉得你没诚意。你到底怎么想的？你都四十一了，再不找就真的找不到了。你爸这两天腰又不好了，我说让他去医院，他不去，你劝劝他……”
董逸尘按灭了屏幕。
电梯到了一层，门打开，他抱着纸箱走出去。写字楼门口是一个小广场，有几棵银杏树，叶子刚黄了一半。他站在树下，抬头看天。天还是灰的，但有一小块地方透出淡淡的蓝。
他想起今天还没有吃午饭，胃隐隐有些疼。但他不觉得饿。
他想起明天不用去医院了，下周也不用去了，以后都不用去了。二十一年的职场生涯，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不是轰轰烈烈的退休，不是功成名就的转岗，而是一份冷冰冰的通知书和一个七万八千六百四十元的赔偿金。
他想，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从二十岁到四十岁，换了七八家公司，从药房药师到销售代表，从青涩到油腻，从满怀理想到认命服输。没有大富大贵，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每月按时还贷、每年带父母做一次体检、偶尔请老同事吃顿饭的小日子。
不算差，但也不算什么成功。
他抱着纸箱往地铁站走，路过一家彩票店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进去。他不买彩票，因为他比任何人清楚，改变人生的不是运气，而是选择。而他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做对的事，然后接受结果。
这个信念让他没有发财，但也让他没有亏心。
回到出租屋，他把纸箱放在桌上，没有拆。他脱下衬衫换上居家服，去厨房煮了一碗挂面，打了一个鸡蛋，放了点酱油和香油。坐在那张折叠桌前吃面的时候，他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里“老爸”的号码，犹豫了几秒，拨了过去。
“爸，腰又疼了？”他问。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粗重的呼吸声，然后是一贯的口吻：“不碍事，老毛病了，躺两天就好。”
“我明天回去，带你去医院看看。”
“别回来，耽误工作。你好好上班，你妈就是大惊小怪。”
董逸尘沉默了。他想说自己已经没有工作了，但又咽了回去。不是怕丢人，是不想让父亲担心。父母这辈子为他操的心已经够多了，从上学到工作，从相亲到买房，每一件事都挂在心上，每一个电话都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正好调休，下周也没什么事。”董逸尘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到家。”
他挂了电话，把碗洗了，坐在床边发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房间，落在那个纸箱上。他站起来，走到纸箱前，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他出事前写下的——不，不是出事，是写下那行字之后又过了几个月。当时他正在研究一份医疗政策文件，顺手在空白页上写了几个字。字迹潦草，他自己辨认了一下，读出来：
“若能重来……”
后面没有写完。
董逸尘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若能重来。若能重来。这四个字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知道不可能，但每个人都在某些深夜忍不住去想。若能重来，他会选理科而不是文科。若能重来，他会考更好的大学。若能重来，他会在2004年买盛达网络的股票。若能重来，他会早点带父亲去看病。
若能重来。
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旁边，关灯躺下。
明天回老家，带父亲看病。然后呢？然后是找工作，投简历，面试，被问“你四十一岁了，为什么离职”，回答“公司架构调整”，然后是试用期、新同事、新客户，一切重新开始，再干个十几年，退休，养老，结束。
董逸尘闭上眼睛，在黑暗里叹了口气。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叹气。
因为明天，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天。
但他坚持做学术推广的理由并不高尚——只是觉得，卖药就好好卖药，把临床数据讲清楚，让医生根据疗效和安全性做选择。这是对的。既然是对的，就应该坚持。
可惜，对的，往往不赚钱。
“下一站，柳园街。”地铁广播打断了他的思绪。
董逸尘换了个姿势，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腾出手来掏手机。屏幕上显示有几条未读消息，其中一条来自区域经理赵永平：“上午来公司一趟，有事谈。”
赵永平一般不会在拜访时间之前叫他去公司。董逸尘心里掠过一丝不安，但很快压了下去。也许是季度的市场活动方案要调整，也许是某个产品的推广材料要改，也许……他不再猜测，把手机放回口袋。
市立仁济医院的门诊大厅永远像春运火车站。董逸尘刷胸卡进楼，熟门熟路地走到心内科医生办公室。他今天约的是科室副主任刘建国，五十多岁，国内抗凝领域的专家，对学术要求极高，从不接受那些不规范的推广方式，是董逸尘在这个行业里为数不多真心敬佩的人。
刘建国正在看一份病历，抬头看见他，点了点头：“小董来了，坐。”
董逸尘把资料递过去，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那款新型抗凝药的最新临床数据——与传统药物相比，卒中风险降低明显，大出血风险无显著差异，不需要频繁监测某项指标。他用的是标准的学术推广语言，不夸张，不隐瞒，优缺点都摆出来。
刘建国翻完资料，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数据不错，但价格是传统药物的二十倍。”
“是的，”董逸尘坦诚地说，“所以它适合的是那些不方便频繁监测、或者对传统药物不耐受的患者。不是替代，是补充。”
“你这人实在。”刘建国笑了笑，“去年有个厂家的代表，把他们的药吹成神药，我当场把他资料退了。卖药就卖药，别糊弄人。”
董逸尘也笑了笑，没有接话。
科室会开了一个小时，刘建国最终同意在科室里小范围试用，但强调要收集真实世界的数据。董逸尘记下要求，合上笔记本，告辞出来。
走出医院大门，外面的天空仍然灰蒙蒙的。他看了一下时间，上午十点半。赵永平让他去公司，从这儿坐地铁过去大约四十分钟。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先去吃饭，直接往地铁站走。
公司在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占了半层。董逸尘推门进去的时候，前台周敏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同情，又像是回避。他点了下头，径直走向赵永平的办公室。
赵永平正在打电话，看见他来，抬了下手示意他坐。董逸尘在沙发上坐下，注意到茶几上多了一个文件夹，封面上印着“人事”字样。他的不安加重了。
赵永平挂了电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搓了搓手，动作里带着一种董逸尘在很多销售身上见过的犹豫——想说什么，又在组织语言。
“逸尘，”赵永平终于开口，用的是全名，不是平时那个“老董”，“你在咱们公司几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董逸尘说。
“三年多了。”赵永平重复了一遍，又喝了口茶，“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今年整体业绩不好，亚太区在压缩成本，咱们中国区也要……”
他顿了顿，把那个文件夹推到董逸尘面前。
董逸尘没有打开，只是看着赵永平。
“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合规记录也是全公司最好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赵永平的声音压低了些，“但是……业绩考核不达标，连续两个季度了。我也是没有办法，上面给的指标，我就是个执行的人。”
董逸尘沉默了几秒。
他想说：业绩不达标，是因为我负责的那几个重点医院被另一家公司的激进销售方式抢走了市场，我写了好几份报告反映这个问题，但公司说“要用学术的方式去竞争”，却没有给任何支持。他还想说：我每个季度的学术推广场次是全组最多的，医生满意度调查是最高的，但这些都不算在KPI里。
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补偿方案按照N+1计算，不算苛刻，但也不丰厚。他扫了一眼数字，七万八千六百四十元，精确到元。他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够还三个月的房贷，够母亲接下来半年的药费，够弟弟上次借走的钱不用急着还。
“签了吧，”赵永平说，“多一个月补偿，我帮你争取的。”
董逸尘抬起头，看着赵永平。他知道赵永平说的“帮你争取”可能只是场面话，也可能确实是真的。赵永平这个人，不算坏，只是平庸。在医药这个行业里，平庸有时候比坏更让人无奈。
他拿起笔，签了。
“交接手续下午办就行，”赵永平松了口气，“今天可以把东西收拾了。”
董逸尘站起来，把那份通知书的副本折好放进公文包。走到门口的时候，赵永平又叫住他：“逸尘，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董逸尘回头。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业绩上总是差那么一口气。”赵永平斟酌着用词，“这个行业，光靠踏实有时候确实不够。你考虑考虑换个方向，也许去搞搞培训、学术会议策划什么的，别在一线跑了。”
董逸尘点了一下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收拾工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他的工位干净得不像做了三年的人——一个笔筒，两本医学杂志，一个保温杯，还有一张装在塑料相框里的照片。那张照片已经泛黄，拍的是一群穿着校服的高中生站在教学楼前，阳光刺眼，每个人都眯着眼睛，表情介于严肃和滑稽之间。
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白色小字：清远市第一中学2000届高三（6）班毕业合影。
董逸尘把相框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表面。照片第三排左数第七个，是十六岁的自己，瘦，矮，戴着黑框眼镜，表情拘谨，像是憋着一泡尿。
他看了两秒，把它放进纸箱。
抽屉最底层压着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软皮，边角磨得发白。董逸尘把它拿出来，翻开。前几十页是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蓝色圆珠笔，有的地方已经洇开。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和刚毕业那两年写的“股票研究笔记”，里面记录了他当时关注的几十只股票的基本面分析、技术走势预判，还有几页是“十倍股猜想”。
他随手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行被他反复描过的字：“盛达网络，代码？港股，2004年上市，互联网社交平台，未来空间巨大。若能持有十年，收益或超百倍。”后面画了一个圈，圈里打了个问号。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来用黑色水笔加上去的：“2004年6月16日上市，发行价3.7港元。当时手里只有两万块，犹豫了，没买。2019年现价约330港元。错过的十倍，不，百倍。”
董逸尘看着这行字，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苦笑还是自嘲。
他把笔记本也放进纸箱，抱起箱子，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工位。灰色的隔板，黑色的转椅，显示器上贴着公司资产的标签。这三年里，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无数个小时，做幻灯、打电话、写邮件、填报表。此刻要离开了，竟然没有任何不舍。
电梯下行的时候，手机又震了。还是母亲发来的语音。
“小尘，刚才那个姑娘的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加了她闺女微信一句话也不说，人家觉得你没诚意。你到底怎么想的？你都四十一了，再不找就真的找不到了。你爸这两天腰又不好了，我说让他去医院，他不去，你劝劝他……”
董逸尘按灭了屏幕。
电梯到了一层，门打开，他抱着纸箱走出去。写字楼门口是一个小广场，有几棵银杏树，叶子刚黄了一半。他站在树下，抬头看天。天还是灰的，但有一小块地方透出淡淡的蓝。
他想起今天还没有吃午饭，胃隐隐有些疼。但他不觉得饿。
他想起明天不用去医院了，下周也不用去了，以后都不用去了。二十一年的职场生涯，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不是轰轰烈烈的退休，不是功成名就的转岗，而是一份冷冰冰的通知书和一个七万八千六百四十元的赔偿金。
他想，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从二十岁到四十岁，换了七八家公司，从药房药师到销售代表，从青涩到油腻，从满怀理想到认命服输。没有大富大贵，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每月按时还贷、每年带父母做一次体检、偶尔请老同事吃顿饭的小日子。
不算差，但也不算什么成功。
他抱着纸箱往地铁站走，路过一家彩票店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进去。他不买彩票，因为他比任何人清楚，改变人生的不是运气，而是选择。而他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做对的事，然后接受结果。
这个信念让他没有发财，但也让他没有亏心。
回到出租屋，他把纸箱放在桌上，没有拆。他脱下衬衫换上居家服，去厨房煮了一碗挂面，打了一个鸡蛋，放了点酱油和香油。坐在那张折叠桌前吃面的时候，他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里“老爸”的号码，犹豫了几秒，拨了过去。
“爸，腰又疼了？”他问。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粗重的呼吸声，然后是一贯的口吻：“不碍事，老毛病了，躺两天就好。”
“我明天回去，带你去医院看看。”
“别回来，耽误工作。你好好上班，你妈就是大惊小怪。”
董逸尘沉默了。他想说自己已经没有工作了，但又咽了回去。不是怕丢人，是不想让父亲担心。父母这辈子为他操的心已经够多了，从上学到工作，从相亲到买房，每一件事都挂在心上，每一个电话都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正好调休，下周也没什么事。”董逸尘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到家。”
他挂了电话，把碗洗了，坐在床边发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房间，落在那个纸箱上。他站起来，走到纸箱前，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他出事前写下的——不，不是出事，是写下那行字之后又过了几个月。当时他正在研究一份医疗政策文件，顺手在空白页上写了几个字。字迹潦草，他自己辨认了一下，读出来：
“若能重来……”
后面没有写完。
董逸尘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若能重来。若能重来。这四个字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知道不可能，但每个人都在某些深夜忍不住去想。若能重来，他会选理科而不是文科。若能重来，他会考更好的大学。若能重来，他会在2004年买盛达网络的股票。若能重来，他会早点带父亲去看病。
若能重来。
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旁边，关灯躺下。
明天回老家，带父亲看病。然后呢？然后是找工作，投简历，面试，被问“你四十一岁了，为什么离职”，回答“公司架构调整”，然后是试用期、新同事、新客户，一切重新开始，再干个十几年，退休，养老，结束。
董逸尘闭上眼睛，在黑暗里叹了口气。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叹气。
因为明天，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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