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家庭后，爸妈都疯了林小雨伍正凯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逃离家庭后，爸妈都疯了全集免费阅读

哐当——电视机砸在地板上的巨响穿透薄薄的墙壁，伍正凯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条熟悉的裂缝。裂缝像一张嘲笑的脸，从墙角延伸到灯座，

已经五年了，父亲总说要修，但从未动手。“我那双皮鞋呢？我问你我那双皮鞋呢？

”父亲伍耀国的吼声像砂纸摩擦着耳膜。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放的东西……”母亲梁凤仪的声音虚弱而颤抖，带着未干的泪意。

“这个家你管过什么？啊？连双鞋都找不到！”又是鞋。上周是因为领带，

上个月是因为剃须刀充电器。伍正凯翻了个身，用枕头捂住耳朵。

枕头上有股淡淡的洗衣液香，是母亲最喜欢的薰衣草味。她昨天刚洗的，

在阳台晾晒时还哼着歌。那歌声很轻，断断续续，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十七岁的伍正凯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了。起初他还会害怕，会躲在被窝里发抖，

会在第二天红着眼圈去上学。但五年过去，他只觉得疲惫——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像慢性病一样蚕食着他对生活的期待。争吵声渐歇，变成了压抑的抽泣和沉重的叹息。

然后是沉默，漫长而粘稠的沉默。这种沉默比争吵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风暴没有真正过去，

只是暂时潜伏，等待下一次微不足道的引信。伍正凯坐起身，从床下拖出一个旧鞋盒。

里面没有鞋，只有一个小笔记本、一支钢笔，和一卷皱巴巴的钞票——一共三百七十五元，

是他从早餐费和帮同学写作业赚的钱里一点一点省下的。他用手指抚过钞票边缘，

突然觉得这薄薄的几张纸承载的不是钱，是呼吸的空间。门被轻轻敲响，母亲的脚步声渐远。

伍正凯知道，明天早晨，一切又会恢复“正常”。父亲会穿着找不到的皮鞋，

系着找不到的领带，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喝粥；母亲会眼睛微肿却微笑着给他夹菜；而他，

会机械地吞咽，机械地回应，机械地扮演那个成绩优异、性格温顺的“好儿子”。

这种分裂感比争吵更折磨人。它让伍正凯怀疑，是不是只有自己还记得昨夜的破碎？

是不是在成年人那里，伤害可以像粉笔字一样轻易擦除？他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对面楼的窗户大多暗着，只有零星几盏灯亮着，像困在深夜的眼睛。其中一扇窗后，

一个女孩正坐在书桌前弹吉他。距离太远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她低头拨弦的剪影。

那是林小雨，隔壁班的转学生，三个月前搬来的。听说她父母也是天天吵架。

伍正凯盯着那剪影看了很久，直到手指冻得发麻。一个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走。

离开这里。去一个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在破碎与“正常”之间切换的地方。

这个念头一旦发芽，便开始疯狂生长。早晨的阳光斜射进厨房，在瓷砖上切出明暗交界。

伍正凯坐在餐桌前，看着眼前的热粥和煎蛋。母亲梁凤仪围着碎花围裙在灶台边忙碌，

父亲伍耀国拿着手机看新闻，偶尔评论几句时事。“小凯，多吃点，今天降温了。

”梁凤仪将一片培根夹到他碗里，笑容温和，除了眼下一圈淡淡的青黑，看不出任何异常。

“谢谢妈。”伍正凯机械地回应。“昨天模拟考成绩出来了吧？”伍耀国放下手机，

推了推眼镜，“听说这次数学很难？”“嗯，还行，138分。”“138？

那扣的12分错在哪里？”伍耀国身体前倾，语气关切中带着惯常的审视。

伍正凯逐题分析错误原因，声音平稳得像在背诵课文。

他注意到母亲收拾餐桌时手背上的红印，那是昨晚拉架时被什么东西划到的吗？

父亲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没扣——那件衬衫是母亲去年生日送他的，

他只在“重要场合”穿。这两个人，一个手上有伤，一个穿着“重要”的衬衫，

却都在认真扮演着“普通早晨”的角色。伍正凯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不是生理上的，

是灵魂深处的反胃。这种默契的伪装，比赤裸的伤害更让人窒息。“我吃饱了。

”他放下筷子，碗里还剩半碗粥。“再吃点啊，这么少怎么行？”梁凤仪皱眉。“真的饱了。

”伍正凯起身收拾书包，动作麻利得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检查课本、作业、水杯、纸巾……每样东西都有固定位置。

这种秩序感是他对抗混乱的唯一方式。出门前，他站在玄关换鞋。鞋柜旁摆着一张全家福，

是三年前在公园拍的。照片里的他笑得很僵硬，父母一左一右搭着他的肩，三个人都在笑，

但眼神没有任何交集。伍正凯盯着照片看了几秒，突然意识到，即使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他们的快乐也是表演性的。“路上小心。”梁凤仪的声音从厨房传来。“晚上想吃什么？

”伍耀国问。伍正凯张了张嘴，想说“随便”，但最后只说：“都行。”门在身后关上，

隔绝了那个精心维持的假象世界。楼梯间的光线昏暗，脚步声在水泥台阶上回响。

他一级一级往下走，步伐越来越快，像在逃离什么无形的追捕。直到坐上公交车，靠在窗边，

看着熟悉的街景一帧帧后退，伍正凯才长出一口气。肩膀松懈下来，背不再挺得笔直，

脸上的肌肉也不再维持那个礼貌而疏离的表情。这一刻，身体才是自己的。

他在第三站看到了林小雨。她背着黑色吉他包挤上车，头发有些凌乱，

校服外套的拉链只拉到一半。两人目光相遇，点了点头，没有交谈。

但伍正凯注意到她眼底有和自己相似的疲惫，以及一丝藏得很深的倔强。

公交车摇晃着驶过城市清晨的街道。清洁工在扫落叶，早餐摊冒着热气，上班族行色匆匆。

这是一个运转中的世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重量向前移动。伍正凯突然想，

这些擦肩而过的人里，有多少和他一样，在某个密闭空间里承受着无法言说的压力，

又在阳光下假装一切正常？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消息：“降温了，围巾在书包侧袋。

”伍正凯摸了摸侧袋，果然有羊毛围巾，柔软的触感。他心里某处微微塌陷，

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感激，也是愤怒。感激她还记得这些细节，

愤怒这些细节的存在反而让伤害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母亲完全冷漠，或许离开会更容易。

但她偏偏在破碎的间隙里，塞进这些温暖的碎片，让他无法理直气壮地恨，

也无法心安理得地爱。学校里，伍正凯是那种不起眼但靠谱的学生。成绩中上，不惹事，

不张扬，朋友不多但都有深度。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沉稳踏实”，同学觉得他“有点神秘”。

只有伍正凯自己知道，这份“沉稳”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训练自己不被情绪左右，

训练自己消化那些不该被看见的暗涌。他像一个走钢丝的人，

在父母的期望、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外部世界的评判之间寻找平衡。午餐时间，

他习惯去图书馆后的长椅。那里少有人来，可以安静地吃饭、看书，或者只是发呆。

今天却发现长椅上已经有人——林小雨抱着吉他，轻轻拨弦，弹的是一首他没听过的旋律。

伍正凯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坐在另一端。林小雨抬头看他一眼，没有停下弹奏。

“不介意吧？”“不。”伍正凯打开饭盒，母亲准备的饭菜还温热。

青椒肉丝、西红柿炒蛋、米饭，家常但用心。“你妈妈做的？”林小雨问。“嗯。”“挺好。

”她继续拨弦，几个音符跳跃在午后的阳光里，“我爸妈从来不做饭，要么外卖，

要么各自在外面吃。”伍正凯不知道该接什么，默默吃饭。“昨晚，”林小雨突然说，

手指按住琴弦，“你家挺吵的。”伍正凯动作一顿。“我家也是。”她笑了笑，

那笑容里有不符合年龄的苦涩，“我妈摔了个花瓶，我爸把门都踹坏了。理由？

我妈说我爸偷看她手机，我爸说根本没有。后来发现是她自己忘关屏幕了。”荒诞。

这是伍正凯的第一反应。但随即涌起的是共鸣——那种对荒谬现实的深切共鸣。

“所以你就弹吉他？”他问。“不然呢？哭吗？哭过太多次了，眼泪都流干了。

”林小雨调了调弦，“音乐至少是真实的。音符就是音符，不会假装什么。

”这句话击中了伍正凯。他看着眼前的女孩，第一次认真打量她。她不算特别漂亮，

但眼睛很亮，看人时直接而不闪躲。手指上有练琴留下的茧，校服袖口磨得发白。

她和他一样，在废墟中寻找着真实的东西。“你弹得真好。”伍正凯说。“学了八年。

原本打算考音乐学院的，但我爸说那是‘不务正业’。”林小雨撇撇嘴，

“他现在恨不得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刷题。”伍正凯理解地点头。

他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艺术不能当饭吃”。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只有风声和远处操场的喧闹。这种沉默不尴尬，反而像一种默契的休战。“你想过离开吗？

”伍正凯突然问，声音很轻。林小雨抬头看他，眼神锐利。“每一天都在想。

”“如果……真的走呢？”“那就走啊。”她答得干脆，“只要想好了去哪儿，怎么活。

”伍正凯心跳加速。“如果……有人一起呢？”林小雨停下动作，认真地看着他。良久，

她问：“你有计划吗？”他从书包里掏出那个旧鞋盒，打开给她看里面的积蓄。

“三百七十五，不够，但可以开始攒。”林小雨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我有一千二。

还有这个。”她拍拍吉他，“够我们卖唱一阵子。”计划就这样开始了，

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一圈圈越来越大的涟漪。接下来的几周，

他们利用午休和放学后的时间秘密策划。伍正凯负责路线规划和预算，

林小雨研究可以在哪些地方表演、哪些歌受欢迎。他们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在手机地图上标记可能的落脚点，计算着每天需要赚多少钱才能活下去。伍正凯发现，

当他专注于这个“逃亡计划”时，家里的争吵变得可以忍受了。他甚至开始观察父母，

不是为了迎合，而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现在这样。

父亲伍耀国年轻时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工厂改制后下岗，辗转做过销售、保安、代驾，

现在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主管。他书桌上还摆着当年的技术证书，

玻璃板下压着泛黄的设计图纸。母亲梁凤仪曾是小学音乐老师，生了伍正凯后辞职，

后来想回去，学校已经满了编制，只好在培训机构兼职教钢琴。伍正凯第一次意识到，

父母的争吵不只是关于鞋和领带，而是关于失落——关于被时代抛下的失落，

关于梦想渐行渐远的失落，关于在琐碎日常中找不到自身价值的失落。他们彼此伤害，

也许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出口来宣泄这些庞大而无形的挫败。但这种理解并没有让他改变主意。

相反，它让他更坚定了离开的决心。他不想在二十年后，

也变成这样的大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失去温柔，

只能用愤怒和眼泪表达所有无法言说的痛苦。计划进行到第四周时，出现了第一个危机。

那天伍正凯回家，发现自己的房间被整理过。书架上的书按照高矮重新排列，床单换了新的，

最重要的是——床下的旧鞋盒不见了。他心跳骤停，冲进客厅。“妈，我床下那个鞋盒呢？

”梁凤仪从厨房探出头，手上还沾着面粉。“你说那个破鞋盒啊？我看太旧了，

里面就些废纸，扔了。”“扔了？！”伍正凯声音发颤，“扔哪儿了？”“楼下垃圾桶，

这会儿应该已经被收走了吧。”梁凤仪不解地看着他，“怎么了？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三百七十五元。他们的整个计划。伍正凯感觉天旋地转。“没什么。

”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转身冲下楼。垃圾桶已经空了，清洁工刚收走这一片的垃圾。

伍正凯站在空荡荡的垃圾桶前，浑身发冷。四个月的积蓄，就这样没了。不是因为计划败露，

而是因为母亲一次“好心”的整理。这种荒诞感几乎让他笑出声。

他想象着那些钞票现在可能在哪里——也许在垃圾填埋场，也许被运到了焚烧厂。

它们承载的所有期待和呼吸的空间，就这样轻易地被抹去了。回到楼上时，

梁凤仪还在包饺子。“晚上吃韭菜猪肉馅的，你最喜欢的。”她笑着说，

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摧毁了什么。伍正凯看着她沾满面粉的手，看着她眼角的细纹，

看着她因为他的“没什么”而安心的表情，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却对彼此的真实处境一无所知。那天晚上，

争吵又爆发了。这次是因为父亲发现母亲偷偷给外婆寄钱——外婆生病住院，需要手术费。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伍耀国拍着桌子。“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上次我妈住院，

你说什么？‘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梁凤仪的声音尖锐。“那本来就是！

你看看我们这个家，房贷还剩十五年，车贷还有三年，小凯马上要上大学，哪一样不要钱？

”“那是我妈！她就我一个女儿！”“我还是你丈夫呢！这个家不要过了吗？

”伍正凯坐在房间里，没有捂耳朵。他静静地听着，像在听一场已经知道结局的戏剧。

这次他没有觉得吵闹，只觉得悲哀。为父亲悲哀，为母亲悲哀，也为自己悲哀。他拿起手机，

给林小雨发消息：“钱没了，被我妈扔了。”几秒后，回复来了：“我这儿还有。

今晚能出来吗？老地方。”老地方是学校后面已经废弃的小公园，有座破旧的凉亭。

伍正凯到的时候，林小雨已经在了，身边放着一个鼓囊囊的背包。“我把吉他卖了。

”她开门见山。伍正凯震惊：“什么？那是你……”“是最值钱的那把，但不是唯一的一把。

”林小雨拍拍背包，“我还有一把练习用的，够用了。卖了两千四，加上我原来的一千二，

我们现在有三千六。”“你疯了？那把吉他你不是……”“我是疯了。”林小雨打断他，

眼睛在月光下亮得惊人，“但我疯得清醒。伍正凯，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昨晚我爸喝醉了，

说我妈在外面有人。我妈说那只是同事。他们吵到凌晨三点，最后我爸说，要不是因为我，

他们早就离婚了。”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你明白吗？我成了他们不幸福的理由。

我每天听着这样的话，还要假装一切都好，假装我能专心学习，

假装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我装不下去了。”伍正凯看着她，看到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他想起自己床下空荡荡的位置，想起母亲“好心”的整理，

想起父亲说“这个家不要过了吗”。“那就走。”他说，声音异常平静，“什么时候？

”“明天。”林小雨从包里掏出两张车票，“去北京的夜班车。硬座，十四个小时。

到了北京，我们先去南锣鼓巷那边，听说那里可以街头表演。”伍正凯接过车票，

薄薄的纸片在他手中却重如千钧。明天。这个词突然变得无比真实。明天之后，

他将不再是一个按时上学回家的高中生，而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明天之后，

一切都将改变。“你怕吗？”林小雨问。“怕。”伍正凯诚实地说，“但更怕留下来。

”他们约定第二天傍晚在火车站见面，各自回去做最后的准备。伍正凯回到家时已经十点，

父母房间的灯还亮着，但没再争吵。他轻手轻脚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收拾行李。一个背包，

只能装最必要的东西：两套换洗衣物，牙刷毛巾，充电宝，

那个空了的旧鞋盒他舍不得扔，还有几本最喜欢的书。他留下了一封信，

放在书桌抽屉里，没有马上交给父母。他想在最后一刻再决定要不要留。收拾完后，

他坐在床边，环顾这个住了十七年的房间。墙上有他小学时的涂鸦，

书架上有按年份排列的毕业照，窗台上摆着母亲养的多肉植物，有一盆已经开出了粉色小花。

这个房间承载了他所有的记忆，好的坏的，完整的破碎的。他突然想起六岁那年，

父亲把他扛在肩上逛庙会；想起十岁生日，母亲亲手做的蛋糕因为烤箱温度不对塌了一半，

他们却笑得很开心；想起十三岁发烧，父母轮流守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直到天亮。

这些记忆像暗室里的底片，在黑暗中慢慢显影。它们真实存在过，与后来的争吵和冷漠并存。

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灰色的地带里，爱与伤害交织成一张无法简单撕破的网。

伍正凯闭上眼睛，感到眼角湿润。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是为了即将的离开，

为了可能带来的伤害，还是为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温柔时刻？第二天早晨，一切如常。

母亲准备了豆浆油条，父亲在看早间新闻。伍正凯默默地吃着，味同嚼蜡。“今天回来晚点，

学校有活动。”他说，这是离家前最后一句话，也是第一个谎言。“嗯，注意安全。

”梁凤仪头也不抬地收拾碗筷。伍正凯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想把这一刻刻进记忆里。

然后他背起包，推门离开，没有回头。他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未来如何，

那个十七岁的、在破碎与伪装之间挣扎的伍正凯，都将死在这个寻常的早晨。而他，

将带着这个少年的尸体和梦想，前往未知的远方。

火车站候车室里弥漫着泡面、汗水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伍正凯坐在硬质塑料椅上，

背包放在脚边，手心全是汗。他提前两小时到了，选择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帽檐压得很低，

眼睛却警觉地扫视着四周。每看到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心跳就漏跳一拍。

每一句广播通知，都让他神经紧绷。这种草木皆兵的状态让他意识到，

自己正在做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不是少年意气的冒险，而是真正的离家出走，

是切断与原有生活的一切联系。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不停。母亲打了三次电话，

父亲发了五条消息，内容从“怎么还不回来”到“出什么事了”再到“看到速回电”。

伍正凯把手机关机，取出SIM卡，掰成两半扔进垃圾桶。

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断绝所有可能被追踪的联系方式。林小雨迟到了十分钟。

她背着吉他包和一个大登山包，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额头上沁着细汗。“对不起，

我爸突然回来拿文件，我只好等他走了才溜出来。”“没事，车还没到。

”伍正凯接过她的一部分行李，“都带齐了？”“嗯。”林小雨点头，环顾四周，“你怕吗？

”“怕得要死。”伍正凯老实承认。林小雨笑了，

那笑容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发抖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自由。这种感觉很奇怪，像站在悬崖边，下面是深渊，

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太好了，好到我不想后退。”伍正凯理解她的意思。就在这一刻，

在候车室浑浊的空气里，在逃亡的紧张与罪恶感中，

他确实感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他终于可以不再扮演那个角色，不再为维护那个脆弱的假象而耗尽心力。

广播通知他们的车次开始检票。两人混在人群中走向检票口，

伍正凯感觉到检票员多看了他们一眼，那一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但最终，

车票通过验票机，闸门打开，他们踏上了通往站台的通道。

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钢铁长龙卧在轨道上。硬座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

大多是务工人员、学生和价格敏感型旅客。

空气中有股难以形容的气味——脚臭、食物、体味和铁锈混合在一起。

伍正凯和林小雨找到自己的座位，是靠窗的两个位置，对面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小女孩。

“谢谢。”伍正凯帮林小雨把吉他放到行李架上。吉他包很显眼，他有些担心。“没事，

”林小雨压低声音，“越显眼反而越安全，谁会想到离家出走还带这么大个吉他？

”火车缓缓启动，站台的灯光向后滑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

城市的天际线在夜幕中渐渐模糊，然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黑暗和零星散落的灯火。

伍正凯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飞逝的黑暗。十七年来，他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

现在，他正在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远离它，远离那个有争吵和伪装的“家”，

远离所有熟悉的一切。“吃点东西吧。”林小雨从背包里拿出面包和矿泉水。

两人默默地吃着，对面的小女孩好奇地盯着他们看。“哥哥姐姐是去北京玩吗？”小女孩问，

大约七八岁，扎着两个羊角辫。“嗯……算是吧。”伍正凯含糊地回答。“我也去过北京！

看了天安门和长城！”小女孩兴奋地说，“你们去看什么？

”林小雨接过话头：“我们去看……音乐。北京有很多好的音乐。

”这个回答让伍正凯心头一动。是的，音乐。那是他们计划的核心——用音乐谋生，

用音乐表达，用音乐在这个庞大而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一席之地。夜深了，车厢里的灯调暗了。

大多数人蜷缩在座位上尝试入睡，

鼾声、梦呓和火车规律的“哐当”声交织成一首奇特的夜曲。伍正凯毫无睡意，

他转头看林小雨，她也睁着眼睛，看着窗外偶尔闪过的灯光。“你在想什么？

”伍正凯轻声问。“想我们到北京后第一顿饭吃什么。”林小雨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我想吃炸酱面，地道的那种。”“然后呢？”“然后找地方住，最便宜的青年旅社。

然后去南锣鼓巷看看情况，如果不行，就去后海，听说那边酒吧多，可能需要街头艺人暖场。

”林小雨的计划听起来有条不紊，“第一天不用急着赚钱，先熟悉环境。

”伍正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翻开。

里面是他做的预算：住宿每天不超过60元，吃饭每天40元，交通和其他杂费20元。

也就是说，他们每天至少要赚120元才能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卖唱收入不够，就得找零工。

“三千六除以一百二，是三十天。”伍正凯低声说，“我们有一个月的缓冲期。一个月内，

必须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林小雨点头：“我算过了，如果我们一天表演六小时，

每小时有四个人给钱，每人给五块，一天就有一百二。这还不算多的，我在网上看过，

有些街头艺人一天能赚好几百。”她的乐观感染了伍正凯，但他知道现实可能会更残酷。

他们没有经验，没有固定场地，还要躲避城管和警察——未成年人在街头卖唱是否合法，

他其实并不确定。凌晨三点，火车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站台上穿着军大衣的工作人员在寒风中跺脚。伍正凯看着这一幕，突然意识到，

这趟列车上每个乘客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自己的故事。他们只是这无数故事中的两个，

并不特别，并不传奇，只是两个想逃离某种生活的普通少年。这个认知既让他感到渺小，

也让他感到安心。渺小是因为他们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两个黑点；安心是因为，

既然世界如此之大，容得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容不下他们两个？对面的小女孩睡得香甜，

头靠在母亲肩上。母亲小心地调整姿势，让她睡得更舒服，然后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孩子身上。

这个简单的动作让伍正凯胸口一紧。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此刻她在做什么？是还在等门，

还是已经睡了？如果睡了，是否睡得安稳？当明天早晨她发现儿子没有回家，没有去学校，

会是什么反应？愧疚感像潮水般涌来。伍正凯闭上眼睛，试图压下这股情绪。他告诉自己，

这是必要的，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不再每天活在分裂中。

但另一个声音在问：真的没有其他选择吗？真的必须用这种方式吗？没有答案。

火车继续在黑夜中前行，载着两百多个乘客和他们各自的故事，

也载着两个少年的惶恐与决心，驶向北方那座巨大的城市。林小雨突然碰了碰他的手，

递过一个耳机。“听吗？”伍正凯接过耳机戴上。

plete unknownLike a rolling stone…”歌词像预言，

又像嘲讽。伍正凯看着窗外无边的黑暗，轻轻握紧了拳头。是的，

他们现在就是rolling stones，没有方向，没有家，在未知的路上独自滚动。

但至少，他们在滚动，在前进，而不是被困在原地，等待被生活的尘埃掩埋。火车一声长鸣，

穿透夜色。天边，第一缕微光正在浮现。北京，就要到了。

北京西站像一头在晨雾中苏醒的巨兽。天还没全亮，

出站口已经挤满了人——接站的、拉客的、赶早班车的，各种方言混杂在一起，

形成一种令人晕眩的声浪。伍正凯和林小雨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

一时有些茫然。初春的北京早晨还带着寒意，风吹在脸上像细砂纸摩擦。

两人不约而同地拉紧了外套。“现在去哪？”伍正凯问，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显得很轻。

林小雨掏出手机查地图：“最近的地铁站……这边。我们先去南锣鼓巷附近看看，

那边应该有不少青旅。”早班地铁里挤满了睡眼惺忪的上班族。

伍正凯第一次体验北京地铁的拥挤程度——他和林小雨几乎是被后面的人推进车厢的，

身体紧贴着陌生人，能闻到各种洗发水、早餐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这种亲密的陌生感让他有些不适，但林小雨似乎更习惯，她护着吉他，在人群中寻找平衡。

“习惯了就好，”她看出他的紧张，“上海地铁也差不多。

”南锣鼓巷附近的青年旅社比想象中难找。他们拖着行李走了三条街，问了三家，要么客满，

要么价格超出预算。直到第四家，一个藏在胡同深处的小院，

才找到空床位——男女分住的大通铺，一个床位55元一晚。“先住三天。

”伍正凯掏出钱付押金。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北京男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目光在林小雨的吉他上停留片刻。“学生？”老板问。“嗯。”林小雨含糊应答。

“出来旅游？”“算是吧。”老板没再多问，

递过钥匙和一张简单的示意图：“公共浴室在院子东头，热水晚上七点到十点。厨房可以用，

但用完得收拾干净。最重要的一条——”他指了指墙上的告示，“晚上十一点锁大门，

过时不候。”房间比想象中还要简陋。八张上下铺，此刻只有他们两人入住。

被子看上去不太干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消毒水的混合气息。林小雨皱了皱眉，

但还是把背包扔在下铺。“至少便宜，”她说，“而且有地方放吉他。”伍正凯环顾四周，

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他们未来生活的起点——一个十五平方米的房间，与陌生人共享，

没有隐私，没有舒适。但这种简陋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踏实：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没有伪装，没有虚假的温馨，只有生存最基本的条件。放下行李后，两人出门寻找早餐。

胡同口有个早点摊，炸油条的香味弥漫在晨雾里。他们买了豆浆油条，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吃。

北京的味道——咸豆浆，油条酥脆，和家乡的甜豆浆软油条完全不同。“接下来怎么做？

”伍正凯问。“先踩点。”林小雨擦擦嘴，“南锣鼓巷白天人流量大，但管理也严。

我们先去观察一下其他街头艺人在哪表演，什么时候表演，怎么和城管周旋。

”白天的南锣鼓巷还没完全苏醒，店铺陆续开门，游客三三两两。

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慢慢逛着，实际上在仔细观察每个细节：哪个角落人流量大但不太显眼，

哪里有电源插座给音箱充电，哪家店铺老板看起来比较友好，

可能会允许他们在门口表演。他们发现确实有几个街头艺人在表演，一个拉二胡的老人，

一个画肖像画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在巷子深处弹唱民谣的女孩。

伍正凯和林小雨站在不远处观察了半个小时，

者都有个二维码牌子方便打赏；他们会和巡逻的保安保持默契距离；下午两点到四点人最多，

是黄金时段。“我们也需要二维码。”伍正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林小雨从包里掏出两个打印好的二维码，一个微信，一个支付宝，“用我舅妈的账号，

她不会发现。”中午，他们在路边小店吃了碗炸酱面。面很劲道，酱咸香，

但分量比想象中小，伍正凯吃完觉得只有七分饱。他看着菜单上的价格——18元一碗，

突然对“北京的生活成本”有了实感。下午两点，他们带着吉他回到南锣鼓巷，

选择了巷子中段一个相对开阔但不挡道的位置。林小雨调好弦，深吸一口气，

看向伍正凯：“第一首弹什么？”伍正凯想了想：“《平凡之路》吧，应景。”林小雨点头，

前奏响起。伍正凯清了清嗓子，开口唱出第一句：“徘徊着的，

在路上的……”他的声音起初有些颤抖，但渐渐稳定下来。林小雨的和声加入，

吉他声在古老的胡同里回荡。几个路人放慢脚步，有人掏出手机拍照，有人驻足聆听。

伍正凯不敢看他们的眼睛，盯着地面，专心唱歌。一曲终了，短暂的安静。然后有人鼓掌，

一个年轻女孩往琴盒里放了五元钱。第一笔收入。“谢谢。”林小雨微笑致意，声音很轻。

接下来的一小时，他们唱了七八首歌。收入时多时少——有时候连续几首没人给钱，

有时候一首歌能收到二三十元。伍正凯渐渐放松下来，开始与听众有眼神交流，

甚至偶尔说几句介绍歌曲的话。但好景不长。四点半左右，

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小伙子，这儿不能表演，影响通行。

”林小雨反应很快：“对不起，我们马上收。”他们迅速收拾东西离开，转到另一条胡同。

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保安过来提醒。整个下午，他们换了三个地方，被赶了三次。

“看来得打游击战。”林小雨总结道。傍晚五点，两人回到青旅，清点收入：一共87元。

减去住宿和吃饭，今天净亏损。“但这是第一天，”林小雨乐观地说，

“我们还没找到最佳时间和地点。而且——”她数了数零钱，“有十七个人给了钱，

说明有人喜欢我们的音乐。”伍正凯没说话，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今天的收支。看着那个负数，

心里沉甸甸的。一个月缓冲期，第一天就亏损，这不是好兆头。晚上，

大通铺里又住进来几个人：一个韩国背包客，两个广东来的大学生，

还有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公共浴室排长队，热水到后面已经变温。

伍正凯洗完澡回到房间时，林小雨正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练琴，月光洒在她身上，琴声轻柔。

“在想什么？”伍正凯走过去。“在想我爸妈现在在做什么。”林小雨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应该已经发现我不见了吧。”伍正凯沉默。他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手机卡虽然扔了，

但他记得父母的号码，记得家里的座机，记得每一个可能联系到他们的方式。

这种记得变成了一种折磨——他时刻在想象那边的场景，却又不敢真的去了解。

“他们会报警吗？”林小雨问。“一定会。”“然后呢？”伍正凯摇头：“不知道。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只有琴声在夜色中流淌。北京的天空看不到几颗星星，

被城市的灯光染成暗红色。远处传来车流声，永不停歇，像这座城市的呼吸。“后悔吗？

”林小雨突然问。伍正凯认真地想了想：“不后悔。但害怕。”“我也害怕。

”林小雨停下弹奏，“但害怕比麻木好，你说呢？”是的，伍正凯想。

害怕至少证明你还活着，还在感受，还在向前。

麻木才是真正的死亡——那种每天重复同样的痛苦，却不再有感觉的死亡。第二天，

他们调整了策略。早上先去后海踩点，下午回南锣鼓巷，晚上去三里屯附近。

他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生态：后海酒吧多，

但需要和酒吧老板协商才能表演；三里屯时髦年轻人多，但竞争也激烈；南锣鼓巷游客多，

但管理严格。第三天，他们遇到了第一个“贵人”——一个在南锣鼓巷开咖啡馆的老板娘。

四十多岁，短发，说话带着京片子特有的利落。“你俩天天在这儿打游击，不累啊？

”她靠在门口抽烟，看着又一次被保安劝离的他们。林小雨苦笑：“没办法，得吃饭。

”老板娘打量了他们一会儿：“进来喝杯水吧。”咖啡馆不大，但布置得很用心，

墙上贴满了明信片和照片。老板娘给他们倒了柠檬水，自我介绍叫红姐。

“我看你们唱了三天了，第一天87，第二天103，今天到现在多少？”红姐问。

伍正凯惊讶：“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开店八年了，什么没见过。”红姐弹了弹烟灰，

“你们唱得不错，但方法不对。第一，选歌太文艺，游客想听的是能跟着哼的歌。第二，

站位有问题，那个角落看着人多，但都是匆匆过路的，不会停留。

第三——”她指了指林小雨的吉他，“就一把吉他，太单薄，至少配个沙锤或者铃鼓，

节奏感强一点。”两人听得认真。红姐继续说：“这样吧，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

你们在我店门口唱。我给你们提供电源，还管一顿晚饭。收入你们自己留着，

但有个条件——得唱我点的歌单。”“什么歌单？”林小雨问。红姐从柜台下掏出一张纸，

上面列着二十多首歌，从《成都》到《春风十里》，从老狼到陈粒，都是传唱度较高的民谣。

“这些歌游客爱听，打赏多。”红姐说，“怎么样，干不干？”伍正凯和林小雨对视一眼，

点头：“干。”有了固定场地，一切都变得不一样。第四天下午，

他们在红姐咖啡馆门口支起设备——林小雨的吉他，加上红姐借的一个沙锤，伍正凯主唱，

林小雨和声。歌单虽然有些俗，但确实有效果。游客驻足的时间长了，打赏的人也多了。

那天结束时，清点收入：215元。创了新高。红姐履行承诺，

请他们吃了晚饭——卤煮火烧，北京特色。热腾腾的一碗，内脏炖得软烂，火烧吸饱了汤汁。

伍正凯吃得很香，这是来北京后第一顿像样的饱饭。“谢了红姐。”林小雨说。“甭客气。

”红姐摆摆手，“我也是从你们这年纪过来的。知道不容易。”晚上回青旅的路上，

伍正凯第一次感到一丝希望。也许他们真的能在这里生存下去，用音乐，用努力，

用一点点运气。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时刻，一千公里外的家乡，

他们的父母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梁凤仪发现儿子失踪，是那天晚上十一点。

伍正凯通常最晚九点半回家，如果有活动会提前打电话。但那天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

起初她以为学校活动延迟，但到了十点，开始不安。打儿子手机，关机。打给班主任，

班主任说今天学校没有集体活动。恐慌像冰水一样漫上来。她叫醒已经睡下的伍耀国。

两人一开始还互相安慰：“可能去同学家了”“手机没电了”“青春期孩子，偶尔叛逆”。

但随着时间推移，每一条可能的线索都被否定，每通电话都没有结果，

恐慌变成了确信：儿子出事了。凌晨两点，他们决定报警。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记录得很详细，

但态度谨慎：“十七岁，男孩，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有可能是自己离家出走。

你们最近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孩子有没有异常？”这个问题让梁凤仪和伍耀国愣住了。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闪躲。“没……没什么特别的。”梁凤仪说，

声音发虚。“就，普通家庭，普通孩子。”伍耀国补充。民警看了他们一眼，没再追问，

只说会留意，让他们先回家等，也许孩子天亮就自己回来了。但天亮没有回来。早晨七点，

伍耀国去了学校，梁凤仪在家继续打电话。学校方面也很重视，班主任调取了监控，

发现伍正凯昨天正常离校，没有异常。但出了校门后，就失去了踪迹。班主任犹豫了一下，

说：“伍正凯最近……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什么压力？或者，

家里有没有……”“家里一切都好。”伍耀国打断他，语气生硬。回到家，

梁凤仪正在翻儿子的房间。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仔细地检查这个空间——书架上的书按主题排列得整整齐齐，

衣柜里的衣服叠得有棱有角，书桌干净得不像一个高中生的桌子。太过整齐了，

整齐得有些刻意。然后她发现了那个空鞋盒，在衣柜最上层。盒子里什么都没有，

但盒盖内侧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很轻，几乎看不见：“呼吸的空间”。

梁凤仪拿着那个空盒子，手开始发抖。她想起自己上周扔掉的那个旧鞋盒，

儿子当时惊慌的表情。她以为里面只是废纸，现在想来，也许不是。“老伍，”她声音颤抖，

“我可能……做错了什么。”伍耀国走过来，看到那个空盒子，眉头紧锁。

他也想起了那天早上的对话，儿子问鞋盒时急切的眼神。他们当时都没在意，

以为只是青春期孩子的古怪。接下来几天，寻找的范围扩大。亲戚朋友问遍了，

同学老师问遍了，甚至联系了伍正凯几乎不联系的远房表亲。每个人都惊讶，

每个人都提供不了有用信息。伍正凯就像人间蒸发，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第四天，

警察那边有了进展：通过调取全市监控，发现伍正凯在失踪当天傍晚去了火车站。

进一步查询购票记录，发现他用现金购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硬座车票，

同行的还有一个叫林小雨的女孩。“林小雨？”梁凤仪重复这个名字，一片茫然。

“隔壁班转学来的，三个月前。”伍耀国想起来了，“她家住在对面楼。

”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派出所。

林小雨的父母——林建国和王秀梅——看起来比伍家父母更崩溃。王秀梅眼睛肿得像核桃，

几乎站不稳；林建国脸色铁青，不停地抽烟，被民警制止后，双手一直在抖。

“你家女儿把我儿子带走了！”梁凤仪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情绪。“你凭什么这么说？

还不知道是谁带谁呢！”林建国吼回来。民警赶紧调解：“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重点是找到孩子。”交换信息后，情况逐渐清晰：两个十七岁的少年，

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把吉他，买票去了北京。没有勒索信，没有威胁信息，

看起来是自主离家出走。“为什么？”王秀梅哭着问，“我们哪里对不起她了？

供她吃供她穿，她要学吉他我们买最贵的，她还想怎么样？”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或者说，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但都不愿意说出来。警察建议他们去北京找，但北京太大，

两千多万人口，两个少年如果存心躲藏，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现实的是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留意，年轻人离家出走，很可能会在网上留下痕迹。

伍耀国和林建国互留了联系方式，约定一有消息就通知对方。分开时，

林建国突然叫住伍耀国：“老伍，你说……孩子们为什么要走？”伍耀国张了张嘴，

想说“不知道”，但话到嘴边变成了：“也许是我们逼得太紧了吧。

”这话让两个男人都沉默了。他们站在派出所门口，春天的阳光很好，但照不进心里的阴影。

回家后，梁凤仪开始疯狂地翻找儿子的东西。她在书桌抽屉最深处找到了那封信，没有信封，

就一张折叠的纸，上面是伍正凯工整的字迹：“爸，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走了。

不要找我，我想去一个不需要每天假装的地方。我知道你们为我好，知道你们辛苦，

知道这个家不容易。但我太累了，累到听你们吵架时不再难过，只是觉得吵闹。

累到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好让你们觉得我一切都好。对不起，用这种方式离开。

但我必须呼吸，在窒息之前。我会好好活着，不用担心。不孝子 正凯”信很短，

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梁凤仪的心里。她瘫坐在地上，信纸从手中滑落。

伍耀国捡起来看完，脸色灰白。“他听我们吵架……只是觉得吵闹。

”梁凤仪喃喃重复这句话，突然嚎啕大哭。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以为只要在争吵后恢复“正常”，只要在第二天早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孩子就不会受伤。

她以为那些温馨的瞬间——夹菜、围巾、生日蛋糕——足以弥补夜晚的破碎。

但现在她明白了，那些补偿太轻了，轻到无法平衡伤害的重量。伍耀国扶着墙，

第一次认真地回想这些年来的生活。下岗后的挫败，找工作的屈辱，经济压力的焦虑，

所有这一切他都带回了家，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他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却从来没想过，这根柱子已经蛀空，正在压垮下面的人。“我们……我们得找到他。

”伍耀国声音嘶哑，“得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对不起？我们改？

还是“你回来，一切都会好”？但一切真的会好吗？他们自己都不信。第二天，

两家人再次碰面。这次气氛不同了，少了对峙，多了同病相怜的悲凉。

他们都看了孩子留下的信林小雨也留了，内容相似，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