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世上所有的恐怖,都源自一个念头——你还活着,而你不该活着。
雾锁村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每天清晨起床,生火做饭,下地干活,傍晚收工,
在村口大槐树下抽烟聊天,天黑回家睡觉。他们以为自己活着。直到我来到这里。
直到我发现,这个村子已经死了六十七年。而我是第七十三个。
---第一章 进村我是在2024年11月7日那天走进雾锁村的。立冬。
导航显示前方无路,可我眼前分明有一条蜿蜒的石板道,被两侧枯黄的茅草夹在中间,
像一道豁开的旧伤疤。手机信号格从三格跳到一格,然后变成一个灰色的叉。
车载电台同时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滋——滋——”那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隧道里刮锅底。
我关掉电台,把车停在路边。引擎熄火后,山里安静得异常。没有鸟叫,没有虫鸣,
甚至连风都没有。十一月的北方山区,落叶该被刮得满天飞,
可这里每一片枯叶都紧紧贴在地上,像被什么东西压着。
备箱里装着我此行所有的准备:半个月的压缩饼干、两箱矿泉水、强光手电、充电宝、睡袋,
还有一沓打印纸——那是我半年来搜集的所有关于雾锁村的资料。最上面一页贴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叫林染,二十七岁,自由插画师。三个月前,她一个人进山采风,
说要找一个叫“雾锁村”的地方画写生。她在一篇民国旧报上看到过这个村子的名字,
说那里的雾像活的,会绕着你走。那是她发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之后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警方立案,搜索队进山三次,什么都没找到。当地人说那村子早荒了,三十年前就没人住了,
进去也是白进。他们说得对。三十年前就没人住了。可三个月后,
林染的朋友圈更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没有她。只有一片灰白色的浓雾,和一截老屋的飞檐。
屋檐上挂着一串铜铃,被风吹成倾斜的角度。定位显示:雾锁村。那是七天前。所以我来了。
石板路比我想象中长。我走了四十分钟,背包带子把肩膀勒出两道深印。转过一个山坳,
雾气忽然变浓。不是慢慢变浓。是一瞬间。像有一道无形的门,我跨过去,世界就换了颜色。
灰。到处都是灰。天是灰的,地是灰的,树是灰的,连我自己的手背都蒙上一层铅色的冷光。
雾气没有飘动,它悬在半空,凝成无数细密的水珠,每一颗都在微弱地反光。
我抬手看了一眼运动手表。气压:971百帕。温度:6℃。海拔:784米。心率:91。
一切正常。可我的后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前方传来一声狗叫。很平常的狗叫,
像农家土狗看见生人时那种警惕的、低沉的闷吠。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我往前走,
雾气里渐渐浮出轮廓——先是黑瓦的屋顶,再是土黄的墙,最后是整个村口。
雾锁村没有牌坊,没有石碑,没有“欢迎”之类的东西。它只是从雾里长出来。
村口第一户人家门前蹲着一条黄狗,瘦得肋骨一根根可数,正歪头看我。它没站起来,
也没再叫,只是看着。我往前走了一步。黄狗的尾巴在地上扫了一下。那不是欢迎的姿态。
那是在扫开什么东西。我站在村口,清了清嗓子。“有人吗?”声音被雾气吞进去,
没有回声。我又喊了一声:“请问有人吗?”东边第三间屋子的门开了。
吱——呀——那声音不是木头摩擦,是有人在喉咙里压着气慢慢挤出来的。一个老人探出头。
他很老。不是年龄的老,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抽干了的老。皮肤松松垮垮搭在颧骨上,
眼窝深陷,两只眼睛却没有老人的浑浊。它们太亮了,像刚下过雨的鹅卵石,浸着一层水光。
他看着我,没说话。“大爷,我找人。”他还是不说话。我把林染的照片从口袋里拿出来,
举到他面前。“您见过这个女孩吗?她三个月前进山,可能来过这里。”老人低下头,
凑近照片。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开口。“你是她什么人?
”声音不像他的脸那样干枯。那声音年轻、平稳,甚至有几分温和。
像三十岁的教书先生在问一个学生。我愣了一下。“我是她男朋友。
”老人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在我脸上。那双水亮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点东西。
不是同情。是计数。像在数——第几个了?“她在这里。”他说。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在哪?”老人没答。他慢慢转身,朝屋里走。门没关。我跟上去。跨过门槛的那一瞬间,
我的后脑勺像被冰水浇了一下。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安静。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门外还有风声、狗叫、不知哪里传来的鸡鸣;门里什么都没有。连呼吸声都被墙壁吸走了。
老人背对着我,站在堂屋中央。他没开灯。窗户糊着旧报纸,光线从缝隙挤进来,
在地上切出几条灰白。“她住西屋。”他抬手朝右边指了指。“白天出去画画,
晚上回来睡觉。跟村里人处得好。”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是一扇木门,
门闩上挂着一件冲锋衣。紫色的。北面牌。
左袖口有一道马克笔画的小太阳——那是林染自己画上去的。她说衣服都是黑色的太无聊,
画个太阳就能分清正反面。我的手碰到那件衣服。是潮的。好像几个小时前还有人穿过它。
“她人呢?”老人没答。“我问您,她人呢?”老人转过身。那双眼睛还是亮晶晶的,
可里面的东西变了。不是计数,是怜悯。“你今晚住下吧。”他说。“明天她回来,
你自己问她。”我想追问,他却已经走到里屋门口,背对着我摆了摆手。“西屋空着。
灶台有柴火,水缸自己挑。”门关上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件紫色的冲锋衣。林染。
你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给任何人报平安?
为什么朋友圈只发了一张照片,再也没有更新过?我把冲锋衣从门闩上取下来。
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有一张折成方块的速写纸。我打开。纸上画着一扇门。黑瓦,白墙,
门楣上挂着一串铜铃——和照片里那间老屋的飞檐一模一样。画纸的右下角,
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潦草,像画完之后随手记下,又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7月16日。村长说,雾锁村的人不会老。”“他笑着说。笑着说的。”我把纸折起来,
放回口袋。冲锋衣挂回门闩。那天晚上我没睡。西屋的炕是凉的,灶膛里塞着几根潮柴,
我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火光映在墙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从中间折叠,趴在屋梁上。
我靠墙坐着,手边是那沓打印资料。雾锁村。民国三十六年,
县志最后一次收录这个村子的户口:73户,318人。1958年,公社化时漏统,
备注“偏远未及”。1976年,公社派人进山核查,回来报告说村里还有四十来户,
一切正常。1993年,有人大代表提案修路进村,
被县里以“保护山区自然风貌”为由搁置。此后三十年,雾锁村从所有官方档案里消失。
没有人迁出。没有人迁入。没有人死亡——至少在户籍系统里,
这318人的状态始终是“正常”。可人怎么可能三十年不死?我翻到最后一页。
这是我从省档案馆复印的,一张1956年的粮食供应表。表头写着“雾锁村合作社”,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和按过手印的签名。第三百一十八个名字,是一个女人。姓沈。
签名的地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圆圈,像手指绕着笔帽画出来的。
旁边备注一栏有人用钢笔加了一行小字,墨迹褪成灰褐色,但勉强能辨认:“外乡人,
落户未满三年,暂不计入分配。”我把表格举到煤油灯下。那个圆圈画得很圆,很轻,
像在犹豫,又像在玩。三百一十八个名字。三百一十八个永远不会死的人?后半夜,
我听见院子外面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很轻,像草鞋底擦过石板。很慢,一步,
停三秒,又一步。我从炕上坐起来,贴着窗缝往外看。雾比白天更浓。院门虚掩,
门缝里透进来一点点灰白的光——那是月亮,被雾蒙成一片均匀的晕。没有脚步声了。
可门缝底下的光,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不是一整片挡住。是一截一截。
像有人趴在门缝边往里看。我攥紧手电,没开。那东西在门外停了很久。
久到我数完自己一百三十七下心跳。然后它走了。不是离开——是爬。指甲刮过门板的声响,
从门缝底下慢慢往上移,移到门轴,移到门槛,然后消失在雾里。我没追。我坐在炕沿上,
直到窗户纸泛起灰白。天亮后,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雾比昨晚淡了些,
能看清二十米以内的东西。村口那条黄狗还蹲在老地方,还是那个歪头的姿势。
我怀疑它一夜没动过。主街不长,从村口到村尾约莫两百米,两侧是土坯房和几间老式砖楼。
家家户户都闭着门,但门缝里透出烟火气——有人在生火,有人在煮东西,
有人家的窗户纸后面映着人影。不是荒村。是有人住的。可我走完整条街,没看见一个人。
第九户人家门口蹲着一个老太婆,低着头择豆角。我走近,她没抬头。我开口问路,她没应。
我以为她耳背,弯腰凑近些——她忽然把手里的豆角一扔,撑着膝盖站起来,转身进屋,
关上门。门闩落下。全过程不超过三秒。我站在她家门口,手里还握着林染的照片。
那条择了一半的豆角滚在门槛边。翠绿翠绿的。十一月的北方山里,哪来的新鲜豆角?
我把它捡起来。不是塑料的。是活的,刚摘的,断口还渗着汁液。我沿着村路继续走。
走到村西头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是个年轻男人,背对着我蹲在一口井边,
好像在洗什么东西。我走过去。他没回头。“你好。”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但没转过来。
“请问村长住哪儿?”他关掉水龙头。站起来。转身。我看清他的脸——二十六七岁,寸头,
眉骨很挺,下巴上有隔夜没刮的青色胡茬。他穿着一件灰色工装外套,袖口卷到手肘,
露出半截晒黑的小臂。很普通的一张脸。普通到——如果在大街上迎面碰上,
我不会多看一眼。可他不是在大街上。他在一个与世隔绝七十年的村子里。而且他手上的水,
还在往下滴。他没拧水龙头。“你找村长?”他问。声音平静,没有惊讶,没有警惕。
好像在问我“今天几号”。“是。我是来找人的。”“找那个画画的女孩。”他用了肯定句。
我握紧手里的照片。“你认识她?”他没答。他低下头,把袖口放下来,慢慢卷回去。
“她刚来的时候,”他说,“也到处问村长。”“后来呢?”“后来村长去找她了。
”“找她干什么?”他抬起眼睛。那双眼睛里什么情绪都没有。不是冷漠,是空。
像雪后的操场。“村长问她,”他说,“愿不愿意留下来。”风从井口的方向吹过来。很凉,
带着苔藓和铁锈的气味。“她留下来了。”我说。他点点头。“所有人都会留下来的。
”我等着他解释。他没再开口。他把湿淋淋的双手插进工装口袋,从我身边走过去,
朝村尾的方向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你今晚别住老陈家了。
”老陈——是昨天那个老人。“那我住哪儿?”他侧过头。“你看到村尾那棵槐树了吗?
”村尾确实有棵槐树。很粗,三个人都抱不拢,树冠把半条巷子遮成阴天。
“槐树底下有户人家,门楣上有铜铃。”铜铃。林染的画里有铜铃。“那是谁家?
”他好像没听见我的问题。“你去那儿住。”他说,“村长住那儿。”然后他走了。
背影在雾气里越来越淡,像墨汁滴进水缸。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低头看自己脚边——井沿的水泥台子上,有一道新鲜的湿痕。是他刚才站的位置。
可他的鞋底是干的。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道湿痕。不是水。是冰。
融了一半的、带着体温的冰。那天下午,我搬到了村尾槐树下的那户人家。门没锁。
门楣上那串铜铃被风吹得微微晃动,没有声音。推开门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很淡的香味。
不是花香,不是檀香。是松节油。油画颜料的味道。林染。堂屋正中放着一副画架,
画布上蒙着白布。我走过去,掀开布。画是半成品。浓雾,灰天,枯树。树底下站着一个人,
背对画面,看不清脸。只画了轮廓。颜料还没干透。我伸手碰了一下——指尖沾上一点灰白。
刚画没多久。三天。最多五天。“你回来了。”声音从背后传来。我猛地转身。
门口站着一个人。不是林染。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挽成髻,
插一根银簪。脸很干净,没有化妆,嘴角微微上扬,像在笑,又像只是平静地看着你。
我见过她。在那张1956年的粮食供应表上。
那个没有签名字、只画了一个圆圈的“外乡人”。“你认识我?”我问。她没回答。
她走进来,绕过我,站到画架前。她看着那幅未完成的画。“她画了很久。”她说,
“画不出来。”“画什么?”“那张脸。”她抬起手,指着画里那个背对的人。
“她说她记得,但是画不出来。”“她——林染——她现在在哪儿?
”女人的手指落在画布上,沿着那人的轮廓慢慢描。“她去还东西了。”“还什么?
”她没答。她收回手,转过身。“你住东屋。”她说,“夜里别出门。”“我要见她。
”她已经走到门口。“她会来见你的。”“什么时候?”她停住脚步。侧过脸。
“等她记起来你是谁。”门关上了。铜铃在风里晃了一下。还是没有声音。我站在堂屋里,
看着那幅画。林染。你记不得我是谁了吗?你记不得——你自己是谁了吗?夜里我没睡。
不是不想睡,是不敢。这间屋子和老陈家不一样。没有炕,只有一张木床,铺着半旧的棉褥。
床头有一个老式衣柜,柜门关不严,从缝隙里看进去,黑洞洞的。窗户没有窗帘。
雾把月光滤成乳白色,从玻璃渗进来,落在地板上,像搁浅的水母。十一点十二分。
我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和昨晚一样轻,一样慢。我下床,
贴着门缝往外看。堂屋没人。画架还在原处,白布蒙着。可门开着。不是虚掩。是大敞。
门楣上的铜铃垂着,像睡着了。门外站着人。不是一个,是很多。看不清脸。雾气太浓,
只能看到轮廓——高的、矮的、老人佝偻的脊背、孩子细小的肩膀。他们面朝屋子的方向,
一动不动。不是看我。是看那幅画。我攥着门框,没有出声。他们站了很久。
然后最前面那个人抬起手,朝画架的方向伸了一下。那个动作。那不是成年人的动作。
那是小孩子伸手讨东西的姿态。我后退一步。木地板在我脚底下发出一声轻响。
门外的人群像被惊醒的蝙蝠,瞬间散开,融进雾里。只剩一个人。很矮。是个孩子。
她站在门槛边,脸朝着屋里。我看不清她的五官。雾把她的轮廓磨成毛玻璃,
只有一双眼睛是亮的。不是反光。是自发光——像两颗被水泡过的黑曜石,浸着荧荧的青。
她看着我。我想开口,喉咙像被棉花堵住。她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一秒。
然后她转身,跑进雾里。我追出去。赤脚踩在青石板上,冰得刺骨。雾太浓。
五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跑出二十米,停下来。四周没有人。没有脚步声。连虫鸣都没有。
我低头。脚边有一只小鞋。黑布面,鞋头绣着一朵莲——针脚粗糙,
像小孩第一次学刺绣时的作业。莲花只有三瓣,第四瓣绣歪了,叠在第一瓣上。
我弯腰捡起来。鞋底是湿的。还有余温。第二天早上,我在村口遇到了老陈。
他还是那副干枯的模样,蹲在门槛边,手里捧着一碗稀粥。粥是热的,冒白气。
我把那只小鞋拿出来。“这是谁的?”老陈低头看了一眼。“阿莲的。”“她人在哪儿?
”老陈没答。他喝了一口粥,喉结滚动。“死了。”他说。“什么时候死的?”他想了想。
“很久了。”“多久?”他把碗放在膝盖上,抬起头。那双水亮的眼睛看着我,
像在看一道永远解不开的算术题。“你来之前,”他说,“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什么意思?”他没直接回答。“你昨晚看到她了。”陈述句,不是疑问。我没说话。
“她每晚都出来。”老陈说,“在村里走来走去。找她娘。”“她娘在哪儿?”老陈低下头。
“死了。”“也死了?”“比她晚三天。”他把碗里的粥喝完,舔了舔碗沿。
“那年村里来过一个外乡女人,带着个六岁的女娃。女娃叫阿莲。女人会画画,
帮村里人画遗像。”“后来呢?”“后来女人死了。”“怎么死的?”老陈没回答。
他站起来,端着空碗往屋里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村长说她不该来。”“村长是谁?
”他没回头。“你住的那间屋。”我握着那只小鞋,站在晨雾里。六十七年。
阿莲死了六十七年。可昨晚我看见她了。她在门槛边对我笑。脚上穿着绣了一半的莲花鞋。
接下来的三天,我把村子里所有能进的门都进了一遍。一共七十三户。其中四十一户锁着门。
锁是旧的,门闩上落满灰,像很多年没人动过。三十二户有人住。不,不能说“住”。
是“在”。他们都在。每天清晨,他们从屋里出来,蹲在门口刷牙、劈柴、择菜。正午时分,
他们回家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被雾气压成扁扁的一层。傍晚,
他们三三两两聚在村口老槐树下,抽烟,说话,偶尔笑几声。像任何一个普通山村。
可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我没看见任何人吃饭。他们的锅是热的,碗筷是湿的,
灶膛里的火确实在烧。可没有人往嘴里送东西。他们把饭菜端上桌,摆好,坐下,
然后就那么坐着。坐很久。直到饭菜凉透。然后收起来,倒进后院的潲水桶。第二天,
灶膛继续生火,锅里继续炒菜。第三天,凉透的饭菜继续倒掉。我趁他们不在,
翻过那些潲水桶。桶底没有饭粒。没有菜渣。只有水。三天前倒进去的饭菜,
三天后变成了一桶清水。我舀起一勺,凑近闻。没有馊味。甚至没有气味。像蒸馏过的雨水。
第四天傍晚,我终于见到了村长。她是个老妇人,很瘦,背佝偻成一张弓,
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膝盖上铺着一块未完工的鞋垫。银针在她指间穿梭,一下,一下。
我走过去。她没抬头。“你找我有事?”我问。她的针停了一瞬。“是你住我的屋,”她说,
“你来找我有事。”我在她对面蹲下,平视她。“林染在哪儿?”她的针又开始动了。
“她出去画画了。”“去哪儿画?”“山里。”“哪座山?”她没答。“她什么时候回来?
”还是没答。我深吸一口气。“阿莲是你女儿吗?”针停了。很久。她把鞋垫从膝盖上拿开,
抬起头。那张脸。我见过。1956年的粮食供应表。
那个没签名字、只画了一个圆圈的外乡女人。六十八年。她几乎没有变老。“你叫什么名字?
”她问。“周远。”“周远。”她念了一遍,像在尝一个字。“你来找林染。”“是。
”“找到了,然后呢?”“带她回家。”她看着我。那双眼睛没有衰老该有的浑浊。
它们很清,像山里的潭水,看得见底。可潭底什么都没有。“这里就是她家。”她说。
“不是。”“她住在这里。”“她是来找素材的。画完了就会回去。”“她画完了。
”我愣了一下。“那她为什么不走?”村长低下头,继续绣鞋垫。针脚细密,
一朵莲花的轮廓慢慢浮出布面。“因为她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了我们。
”风吹过槐树,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明白她在说什么。“你们……”“我们早就死了。
”她平静地说。像在说今天下雨了。“1957年冬天,”她说,“山里起了瘟疫。
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三个月,死了六十三个人。”“县里封了路。不让进,也不让出。
”“开春的时候,雪化了,路通了,村里已经没几个活人了。”她把鞋垫翻了个面。
“我是第一批死的。”“可我女儿还活着。阿莲才六岁,她不能一个人。”“所以我没走。
”针扎进布里,又从另一面穿出来。“我守在村里,守着她。”“后来她也死了。
瘟疫第三拨,没撑过正月十五。”她的手指顿了一下。“她还是个孩子。
她一个人在山里会害怕。”“所以我让她留下。”我张了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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