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记得他杀人的那天(周明远沈洁)_周明远沈洁热门小说

一项名为“记忆继承”的新科技问世，人们可以将逝者的记忆移植给生者。

主角继承了从未谋面的祖父的记忆，却发现自己家族的荣耀背后，

隐藏着祖父年轻时亲手犯下的血腥罪行。随着调查深入，主角发现这并非唯一的真相，

而是祖父为了掩盖更大秘密而刻意篡改的记忆。完整的雪序章记忆移植手术结束的那个黄昏，

我第一次看见了完整的雪。不是那种飘落在城市街道上，很快被行人的脚步踩成泥泞的雪。

是那种落在一九六七年的松花江面上的雪，安静，盛大，

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缓慢的灰白色调。雪片从铅灰色的天空坠落，落在结冰的江面上，

落在岸边枯黄的芦苇丛中，落在远处村庄低矮的屋顶上。我能感觉到脸颊被冻得发麻，

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眼前消散，

能闻见空气里若有若无的煤烟味——那是我出生前二十三年，我的祖父正年轻。手术前，

医生反复强调过“记忆继承”的局限性。这项技术问世不过五年，虽然已经相当成熟，

但依然存在某些无法克服的技术盲点。比如继承者无法选择性地接收记忆，

逝者生前所有的经历会像洪水一样涌入，好的坏的，情愿的不情愿的，都会被完整地复制。

比如记忆的时间顺序会变得模糊，过去与现在交织，梦境与现实重叠。再比如，

有些过于强烈的情绪记忆，可能会在继承者身上留下某种程度的“情感残留”。

“您祖父去世时九十三岁，”医生看着我的眼睛，语气里带着例行公事的谨慎，

“他的一生很长，记忆量非常庞大。术后三个月内，

您可能会出现记忆混淆、睡眠障碍、情绪波动等症状，这都是正常的适应过程。

如果出现严重的心理不适，请及时联系我们。”我点了点头，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那时候我想的只是——我终于能见到他了。祖父在我出生前就与家族决裂，

独自搬到了南方一个小城，四十年不曾与家人联系。父亲很少提起他，偶尔说起，

也只是淡淡的一句“他脾气古怪，不好相处”。直到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父亲沉默了很久，

最后说：“他的遗物里有一个箱子，说是留给你的。”箱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一封信和一纸记忆捐献协议。信很短，用钢笔写在一张发黄的稿纸上，

字迹苍劲有力：“小远，我知道你恨我。你父亲恨我，你姑姑们也恨我，这我都知道。

但有些事，我得让你亲眼看见。有些真相，只有你能替我记住。来接收我的记忆吧，

来了你就明白一切了。”信的最后没有署名，只有一个日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那是他杀死一个人的日子。手术醒来后，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窗外的阳光很刺眼，是南方初夏那种带着潮气的、白花花的阳光。但我眼前晃动的，

却是那场下了一九六七年的雪。我看见自己——不，是我的祖父——站在一条结了冰的江边。

天快黑了，江面上灰蒙蒙的，雪还在下，落在他破旧的军大衣上，很快就化成水渍。

他的双手冻得通红，指节上有干涸的血迹。他低着头，看着脚下冰面上一个黑色的窟窿。

冰窟窿的边缘还在往外渗水，像是什么东西刚刚被推了下去。“林向阳，”有人在他身后喊，

“走了。”他转过身，看见一个同样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站在不远处，手里拎着一盏马灯。

马灯的光在风雪里摇摇晃晃，照亮那人半张脸——很年轻，二十出头，

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疲惫。祖父朝他走过去，脚步在雪地里留下深深的脚印。走出十几步后，

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个冰窟窿。雪下得更大了，冰面上的痕迹正在被迅速抹去，

那个黑洞也越来越模糊，很快就要被新雪覆盖。“走吧。”拎马灯的人又说了一遍。

祖父点点头，跟着他往岸边走去。远处村庄的灯火在风雪里明灭不定，

像几粒随时会被吹熄的烛火。有狗在叫，叫声断断续续，很快就被风声吞没。

我知道那冰窟窿里有什么。是一个人。一个祖父亲手杀死的人。

这个画面从手术那天起就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白天工作时会突然闪回，

夜里做梦时会完整重现。我甚至能感觉到祖父当时的心跳——紧张、恐惧，

还有一丝奇异的如释重负。那一丝如释重负让我害怕。一个人杀了人，怎么会如释重负？

我开始失眠，开始消瘦，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恍惚。医生说是正常的术后反应，

需要时间适应。但我知道不只是这样。那些记忆像种子一样在我脑子里生根发芽，

它们在生长，在催促我去做些什么。于是我请了假，买了去北方的火车票。

我要去那个叫青泥洼的村子，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那条江边，

去看看那片冰面下到底埋藏着什么。临走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你真的要去？”“箱子是他留给我的，”我说，“信也是写给我的。

我得去看一眼。”“有些事，”父亲的声音很轻，“不知道比知道好。”“可他希望我知道。

”父亲没有再说什么。挂电话前，他忽然问：“你看见他了吗？在你那些记忆里？

”我想了想，说：“看见了。很年轻。比我现在还年轻。”“他那时候……”父亲顿了顿，

“算了，等你回来再说吧。”电话挂断了。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华灯初上。

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橘红色的光晕里。

再过十几个小时，我就要去往北方，去往那个我从未去过，却已经无比熟悉的地方。那一夜，

我又梦见了一九六七年的雪。梦里的我站在江边，看着祖父的背影渐渐走远。我想喊他，

想问他那个冰窟窿里的人是谁，想问他为什么要杀人。但他没有回头，雪越下越大，

很快就把他的身影吞没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流泪。那些记忆不仅仅是记忆，

它们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祖父的恐惧是我的恐惧，祖父的秘密也是我的秘密。

我必须去弄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火车在清晨六点五十八分发车。

我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包，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祖父那封信的复印件。检票进站时，

我回头看了一眼候车大厅的钟——巨大的圆形表盘，黑色的指针，白色的数字，

正指向七点整。我想起祖父记忆里的那块怀表。银色的表壳，表盘上有一道裂纹，

时间永远停在三点十七分。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也是他唯一带在身边的东西。

在那个冰封的江边，那块怀表就揣在他胸口的衣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火车启动了，

窗外的景物开始后退。城市的高楼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农田和散落的村庄。

我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发现天空开始飘起细小的雪花。

天气预报没说今天有雪。但雪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轻轻拍打着车窗，

很快又化成了水痕。我盯着那些转瞬即逝的雪花，心里莫名地紧张起来。青泥洼。

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地名。那个村子还在吗？那条江还在吗？那个被推下冰窟窿的人，

还有没有人记得他？火车继续向北开，雪越下越大。第一章青泥洼比我想象中要热闹。

村子不大，百十来户人家，房屋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土路排开，多是近年翻新的红砖房，

偶尔也能看见几栋老旧的土坯房夹在其中。村东头有一条通往江边的砂石路，

路边种着成排的白杨树，树干上刷着白色的石灰水，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

我在村口下了车。从县城到这里没有班车，我是搭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来的。

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他问我大老远来这穷乡僻壤干什么，我说来寻亲。他问寻什么亲，

我说我祖父以前在这儿待过，想来看看他住过的地方。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

只是指了指村东头说：“那边有条江，过了江就是桦南县地界了。

你们家老人要是在这儿待过，多半是在江边那一带。”我谢过他，背着包往村里走。

雪还在下，但比早晨小了些，落到地上很快就化了，路面一片泥泞。

我踩着路边的干草往村子里走，一边走一边打量周围的房屋。祖父的记忆里，

青泥洼的房屋都是低矮的土坯房，屋顶铺着茅草，冬天的时候屋檐下会挂着一排冰溜子。

可现在那些土坯房大多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贴着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

楼顶上立着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电视接收锅。时代变了。

变得我都快认不出记忆里的那个青泥洼了。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没找到任何熟悉的东西。

记忆里那个挂着“青泥洼生产大队”牌子的队部不见了，

那个每逢集市就热闹非凡的十字街口也不见了，

连那棵据说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槐树也不知去向。我站在村中央一处空地上，

看着四周陌生的景象，忽然有些茫然——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指望找到什么？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色依然阴沉，乌云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再落下来一场更大的雪。

我站在空地上发呆，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找人？”我回过头，

看见一个老头站在不远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

手里拎着一把铁锹，像是刚从什么地方干完活回来。他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睛却很有神，

正盯着我看。“是，”我说，“想打听个人。”“谁？”“林向阳。您认识吗？

”老头愣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古怪。他上下打量我一番，问：“你是他什么人？”“孙子。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他把铁锹靠在路边的树干上，

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

深深吸了一口。“你爷爷死了？”他问。“死了。去年冬天。”老头点点头，

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半天没说话。烟雾从他嘴里冒出来，被风吹散，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跟你提过这儿的事？”老头终于开口。“没有。”我说，“他跟我父亲几十年没联系。

我是……我是从别处听说的。”老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然后拎起铁锹。“走吧，”他说，“去我家坐坐。外头冷。

”他家在村子最西头，是一栋有些年头的老房子。墙是土坯的，但外面抹了水泥，

屋顶盖着灰色的石棉瓦，门窗都是新的，装了明晃晃的铝合金玻璃。院子不大，

堆着一些柴火和农具，一条黑狗趴在屋檐下，见我们进来，懒洋洋地摇了摇尾巴。

老头推开屋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屋里生着炉子，烧得很旺，铁皮烟囱从窗户伸出去，

呼呼地往外冒着白烟。他让我在炕沿上坐下，自己拎过一只搪瓷缸子，倒上热水递给我。

“喝点水，暖和暖和。”我接过缸子，捧在手里。热水透过搪瓷壁传到手心，

果然暖和了许多。老头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又点上一根烟，打量着我。“你叫啥？”他问。

“林远。”“林远。”他重复了一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爸呢？叫啥？”“林建设。

”老头听见这个名字，眼神又变了变。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爸小时候我见过。

这么高。”他比划了一下腰的位置，“瘦，特别瘦，跟着他妈回娘家，路过我们村。

那时候他也就七八岁吧，穿一件打补丁的棉袄，脸冻得通红。他妈让他喊我叔叔，他不喊，

就躲在后面，拿眼睛偷偷看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祖母，我知道得不多，

她在我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你奶奶是个好人。”老头说，

“可惜命不好，嫁了那么个人。”“您说的是我祖父？”老头哼了一声，没回答。

他把烟灰弹进脚边的铁皮盒子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跑这么远来，想打听啥？

”“我想知道一九六七年冬天，青泥洼发生过什么事。”老头的动作停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你听说什么了？”“什么都没听说。

”我说，“我是来看的。”老头盯着我看了很久。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

时不时发出噼啪的响声。屋外隐隐传来狗叫声，很快又安静下去。雪花又开始飘落，

打在窗户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你跟我来。”老头忽然站起来，拎起靠在门边的铁锹。

我跟着他出了门。雪比刚才大了些，落在他狗皮帽子的帽檐上，落在我的肩膀上，

落在院子里那堆柴火上。黑狗见我们出来，也跟着站起身，摇着尾巴跟在后面。

老头没有往村外走，而是往村子深处走去。他走得很快，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

绕过几栋房子，穿过一片光秃秃的小树林，眼前忽然开阔起来——那是一条江。松花江。

江面很宽，此刻正结着厚厚的冰，冰面上覆盖着一层薄雪，

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冷光。对岸的村庄隐约可见，屋顶飘着炊烟，模模糊糊，

像是隔了一层纱。老头在江边停下来。他望着冰面，久久没有说话。“这儿，”他终于开口，

声音有些沙哑，“就在这儿。”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冰面上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出来。

但我知道他在指什么——那是我祖父记忆里那个冰窟窿的位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我祖父在这里，把一个人推了下去。“您当时在？”我问。老头摇了摇头。“不在。

但我后来听说了。”“那个人是谁？”老头沉默了很久。风从江面上吹过来，

卷起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他的狗皮帽子上已经落满了雪，他却没有伸手去拂，

只是那么站着，望着江面。“你不冷？”他忽然问。“不冷。”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你爷爷……他后来跟你提过这边的事吗？”“没有。”我说，

“他跟我父亲几十年没联系。”“那你怎么找来的？”“他留了一封信。

”我没有提记忆移植的事。那个太复杂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老头点点头，

也不知道信没信。他把铁锹插进雪地里，两只手拢在袖子里，缩着脖子望着江面。

“那人姓李，”他说，“叫李建国。”李建国。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记忆里没有这个人。

祖父留给我的那些记忆里，只有拎马灯的年轻人，只有冰窟窿，只有雪，没有人名。

“他是谁？”我问。老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同情？警惕？

还是别的什么？我分辨不出来。“你真不知道？”他问。“真不知道。”老头又沉默了。

他望着江面，眉头皱得很紧，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雪越下越大，落在他的帽檐上，

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插在雪地里的那把铁锹上。远处的村庄越来越模糊，

最后只剩下一片朦胧的灰影。“算了，”他终于说，“这事不该我来说。你去找一个人吧。

”“谁？”“周明远。就住村东头，那栋红砖房就是他家的。你问他去。”说完他拔出铁锹，

扛在肩上，转身就往回走。我愣了一下，快步追上去。“您认识周明远？”“认识。

”他头也不回地说，“当年跟你爷爷一块儿插队的知青。他应该还活着。”我停住脚步，

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雪幕里。黑狗跟在他身后，走几步回头看我一眼，

最后也消失不见了。周明远。那个拎马灯的年轻人。是他。我站在江边，望着茫茫雪野，

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冰面下蠢蠢欲动，想要破冰而出。

风从江面上吹过来，灌进我的衣领，冰凉刺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拎马灯的年轻人。

冰窟窿。李建国。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旋转、碰撞，想要拼成一张完整的图。

但总是缺了最关键的一块——为什么？为什么我祖父要杀死李建国？他是什么人？

跟我祖父是什么关系？雪越下越大了。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片白茫茫的冰面，转身朝村子走去。

周明远的房子很好找。村东头那栋贴着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楼顶装着太阳能热水器，

院子里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院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没人应。我又敲了敲，还是没人应。

正犹豫着要不要推门进去，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找谁？”我回过头，

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站在不远处的路边，手里拎着一篮子菜，正警惕地看着我。

“周明远。他住这儿吗？”“你谁啊？”“我姓林，从南方来的。周叔叔以前跟我爷爷认识，

我来看看他。”女人上下打量我一番，眼神里的警惕消了些，但还没完全散去。

她走到院门口，推开院门，朝里面喊了一声：“爸，有人找！”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

接着是拖鞋踢踢踏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一个老人出现在门口。

他比刚才那个老头年纪更大些，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的，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他穿着一件旧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棉背心，佝偻着背，两只手揣在袖子里，

站在门槛上打量我。“你是？”“周叔叔您好，我姓林，叫林远。我祖父是林向阳。

”老头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往后退了一步，

身体微微颤抖起来。“林……林向阳？”“是。”“你……你是他孙子？”“是。

”老头又往后退了一步，一只手扶住门框，像是站不稳似的。

那个中年妇女赶紧跑过去扶住他，一边扶一边埋怨：“爸您别激动，先进屋，进屋再说。

”老头被她扶着进了屋。我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进去。雪还在下，

落在我的头发上，落在我的肩膀上，很快就化成水，凉丝丝的。

那只黑狗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趴在隔壁院子的柴火堆上，懒洋洋地看着我。“进来吧。

”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朝我招招手。我进了屋。屋里比刚才那老头的家宽敞些，也干净些，

家具都是近年新买的，摆得整整齐齐。老头坐在一张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水，

还在微微发抖。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你坐。”中年妇女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她自己站在一旁，没有走开，像是怕她父亲出什么事。我在沙发上坐下。

老头盯着我看了很久，终于开口：“你爷爷……什么时候走的？”“去年冬天。九十三岁。

”老头点点头，眼眶忽然红了。他低下头，盯着手里的杯子，半天没说话。

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整个屋子暖烘烘的，可我却觉得有些冷，从心里往外冷。

“他怎么死的？”老头问。“老死的。”我说，“睡过去的，没什么痛苦。”老头又点点头。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忽然有了一丝奇怪的光亮。“他……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关于这边的事？”“没有。”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老头愣住了。他皱起眉头，

像是没听明白。“没见过？他不是你爷爷吗？”“他跟我父亲几十年没联系。”我解释道，

“我出生前他就离开了，一直一个人住在南方。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长什么样。

”老头沉默了很久。他低下头，盯着手里的杯子，不知道在想什么。炉火噼啪作响，

窗外雪落无声，屋里只有他偶尔的咳嗽声。“那你来找我干什么？”他终于问。

“我想知道一九六七年冬天，这里发生过什么。”老头的身体又抖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期待。“你听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听说。”我说，“我就是想知道。”老头沉默了很久。

他把杯子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双手撑着膝盖，身体微微前倾，盯着我的眼睛。

“你爷爷……他有没有留给你什么东西？”我想了想，说：“留了一封信。”“信里说什么？

”“说有些事，我得亲眼看见。”老头听见这话，忽然笑了。那笑容很短，转瞬即逝，

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一种表情——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亲眼看见。

”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亲眼看见。”他又沉默了。炉火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把他的皱纹照得更深。他忽然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进了里屋。里屋比外屋暗一些，窗户上拉着窗帘，只有床头柜上一盏台灯亮着。

老头走到一个老式衣柜前，拉开柜门，从里面抱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不大，四四方方，

生了些锈，但擦得很干净。老头把盒子放在床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扭了半天才打开。盒子里装着一些旧照片、旧信件，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杂物。

老头翻了翻，从最底下拿出一张发黄的纸片，递给我。“你看看这个。”我接过来。

那是一张便条，用钢笔写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已经被水洇花了，

但还能勉强辨认：“明远，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把这个交给该交的人。向阳，

1967.12.15。”十二月十五日。两天后。我抬起头看着老头。他坐在床边，

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盯着那张便条，眼神空洞。“这是你爷爷出事前两天塞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不肯说。第二天他就出事了。”“出事？”老头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爷爷杀人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在记忆里亲眼见过。但我还是摇了摇头——不是因为否认，

而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老头叹了口气。他收回那张便条，小心地放回盒子里，

然后关上盒盖，上了锁。“那个人叫李建国，”他说，“跟你爷爷一样，也是知青。

他俩从插队起就认识，一块儿来的青泥洼。”“他们什么关系？”老头没有直接回答。

他把盒子放回衣柜里，关上柜门，在床边坐了很久。“他俩是朋友。”他终于说，

“很好的朋友。刚来那几年，形影不离，干什么都在一起。后来……”他停住了。

“后来怎么？”老头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后来出了点事。”他说，

“李建国死了。你爷爷杀的。”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为什么？

”老头沉默了很久。炉火烧得很旺，屋子里很暖和，可他脸上却有一种寒冷的表情。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说，“当时就他们两个人在江边。发生了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您当时不在？”“不在。”老头摇摇头，“那天晚上队里开会，

我参加了。开完会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出事了。”“那您怎么知道是我爷爷杀的？

”老头看着我，眼神里忽然多了一丝警惕。“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

您怎么知道是他杀的？您又不在场。”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把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白色的寂静里。

“他自己承认的。”他说。我愣住了。“他自己承认？”“对。”老头回过头看着我，

“第二天一早，他一个人走到队部，敲开门，说：‘我杀人了，李建国死了，尸体在江里。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记忆里，祖父从冰窟窿边离开时的表情，

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此刻忽然又浮现在我眼前。“然后呢？”“然后他就被抓起来了。

”老头说，“送到县里，后来又送到省里，听说判了二十年。后来怎么出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二十年。可祖父明明活了九十三岁，他出来的时候，还不到五十。“他坐了多久的牢？

”老头摇摇头。“不知道。我只听说后来他出来了，去了南方，再没回来过。

”窗外的雪还在下。我看着老头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您说他是自己承认的？”“对。”“为什么？”老头回过头看着我。“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自己承认？如果没有人看见，他完全可以不承认。”老头沉默了很久。

他望着窗外，一动不动，像是变成了一尊雕像。炉火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让他的表情显得更加难以捉摸。“这个问题，”他终于说，“我也想了几十年。

”他没有再说话。我也没再问。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听着窗外雪落的沙沙声，

听着炉火偶尔的噼啪声，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狗叫声。时间仿佛静止了，

一切都凝固在这个雪天的下午。不知过了多久，老头忽然转过身，看着我。“你今晚住哪儿？

”“还没找着地方。”“就在这儿住吧。”他说，“外头雪大，明天再走。”我想了想，

点了点头。中年妇女给我收拾出一间屋子。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收拾得很干净。她把被子抱来，又端来一壶热水，叮嘱了几句就出去了。我坐在床边，

望着窗外发呆。雪还在下，比刚才更大了。院子里那辆农用三轮车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

白得耀眼。远处是茫茫的雪野，江面已经看不见了，村庄也模糊了，

整个世界都淹没在一片白色的混沌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是这样一个雪天。

我闭上眼睛，祖父的记忆又涌了上来。冰封的江面，灰色的天空，

那个拎马灯的年轻人——周明远，就是今天这个老人。他那时候那么年轻，二十出头，

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他站在雪地里，看着祖父把一个人推进冰窟窿，然后说：“走吧。

”走吧。他们一起走了。可第二天早上，祖父又自己走回去，敲开队部的门，

说：“我杀人了。”为什么？我睁开眼睛，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这个问题像一根刺，

扎在我脑子里，怎么都拔不出来。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是周明远。

他端着一碗热汤面，站在门口，头发上还沾着几片没来得及融化的雪花。“吃点东西。

”他说。我接过碗，道了谢。他没有走开，站在门口看着我，欲言又止。“还有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爷爷……他恨我吗？”我愣住了。“什么？

”“他恨不恨我？”老头的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期待，又像是恐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祖父留给我的记忆里，只有那个拎马灯的年轻人，没有恨，

没有任何情绪。“我不知道。”我说。老头点点头，像是早就料到这个答案。他转过身，

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脚步比来时沉重了许多。我端着碗站在门口，

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炉火的光从虚掩的门缝里透出来，

在昏暗的走廊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光影。那碗汤面很香，我却没有胃口。我端着碗回到屋里，

把它放在桌上，重新坐回床边，望着窗外。雪还在下。那一夜，我又梦见了一九六七年的雪。

梦里的我站在江边，看着祖父的背影渐渐走远。我想喊他，想问他那个冰窟窿里的人是谁，

想问他为什么要杀人。但他没有回头，雪越下越大，很快就把他的身影吞没了。我追上去，

拼命地追，可怎么都追不上。脚下的雪越来越深，深得快没到膝盖，每跑一步都艰难万分。

终于，我跑不动了，停下来大口喘气。雪落在我的脸上，冰凉刺骨，很快就化成水，

顺着脸颊流下来，像是眼泪。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小远。”我猛地抬起头。

祖父站在不远处，转过身看着我。他穿着那件旧军大衣，

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疲惫、哀伤，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释然。“爷爷？

”“你都看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见了什么？那个冰窟窿？那个人？

还是他推下那个人时脸上的表情？“你要找的答案，”他说，“不在这里。”“在哪里？

”他没有回答，只是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我追上去，拼命地追，可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雾里。“爷爷——”我喊着醒来，浑身冷汗。

窗外天已经亮了，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透下来，照在雪地上，

亮得刺眼。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那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得像是祖父真的来过。

他要告诉我的答案不在这里。那在哪里？门外传来敲门声，是周明远的女儿。

她隔着门说早饭好了，让我起来吃饭。我应了一声，翻身起床，简单洗漱后去了堂屋。

堂屋里，周明远已经坐在桌边等着了。他面前摆着一碗稀饭，几个馒头，一碟咸菜。

他看见我进来，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吃饭。”我在他旁边坐下。

他女儿给我们盛好稀饭，又端来一碟炒鸡蛋，然后就出去了。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吃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昨天睡得怎么样？”“还好。

”我没说那个梦。他点点头，没再问，继续低头喝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

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桌上那碟咸菜上，落在墙上那张泛黄的年画上。一切都很平静，

平静得像是那个一九六七年的冬天从未存在过。可我忘不掉那个冰窟窿。

忘不掉祖父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忘不掉周明远年轻时疲惫的眼神。“周叔叔，

”我放下筷子，“您能再跟我说说李建国的事吗？”老头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你想知道什么？”“什么都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跟我爷爷关系怎么样？那天晚上他为什么会在江边？”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碗放下，

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出神。阳光照在他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更加深刻。

“李建国……”他喃喃地重复这个名字，“他是个好人。”好人。“他跟林向阳是同学，

一块儿从省城来的。刚来的时候，两个人形影不离，干什么都在一起。干活在一块儿，

吃饭在一块儿，睡觉也在一块儿——那时候知青都挤在一间屋子里睡通铺，他俩的铺位挨着，

天天晚上能听见他们叽叽咕咕说话，说到大半夜还不睡。”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恍惚，

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后来……后来出了一件事。”“什么事？”老头沉默了很久。

阳光慢慢移动，从窗户的一边移到另一边，爬上了墙上的年画。

画上是一个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笑得眉眼弯弯，在这间昏暗的堂屋里显得格外突兀。

“你知道你爷爷当年为什么来青泥洼吗？”“不知道。”“他成分不好。”老头说，

“他爸——就是你曾祖父——解放前在县城开过一家铺子，雇过几个伙计。解放后划成分，

划成了小业主。虽然没被批斗，但也不受待见。你爷爷高中毕业，成绩很好，

本来有机会上大学，但因为成分问题，没被录取。后来就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来了。

”这个我知道。父亲偶尔提起过，说祖父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具体是什么苦，却从来没细说。

“李建国呢？”我问，“他成分怎么样？”“好。”老头说，“根正苗红。他爸是工人，

他妈也是工人，是那种最光荣的出身。他本来可以留在城里的，但他自己非要下来。

”“为什么？”老头摇了摇头。“不知道。他没说过。”他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又放下。

“你爷爷和李建国，两个人就像亲兄弟一样。一个有事，另一个肯定帮忙。有一年冬天，

你爷爷病了，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那时候村里没医生，最近的公社卫生院在二十里外。

李建国背着他，踩着雪，走了整整一夜，硬是把他背到了卫生院。你爷爷那条命，是他救的。

”我听着，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李建国是祖父的救命恩人，那他为什么要杀他？

“后来呢？”我问，“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老头沉默了很久。阳光又移动了一些，

爬上了我的脸，照得我眯起眼睛。“后来……”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

“后来村里来了一个人。”“什么人？”“一个女人。”我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

“她叫沈洁，是从上海来的知青。长得很好看，说话也好听，跟咱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

她一进村，村里的年轻人都看直了眼。”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更加恍惚。“你爷爷喜欢她。

李建国也喜欢她。”我终于明白了一点什么。“她选了谁？”老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她谁都没选。”“什么意思？”老头没有回答。他站起来，

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望着外面雪后的院子。“她死了。”他说。我的心猛地一沉。“死了？

怎么死的？”老头沉默了很久。他的背影在阳光里显得格外单薄，肩膀微微颤抖。“淹死的。

”他说，“在江里。”江里。一九六七年的松花江。冰封的江面。那个被推下去的冰窟窿。

“是李建国杀的？”我问。老头没有回答。“是您爷爷杀的？”他的声音很轻，

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愣住了。“你说什么？”老头转过身看着我。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

让他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我说，”他一字一顿，“是您爷爷杀的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祖父的记忆里只有那个冰窟窿，

只有那个被推下去的人，只有雪。没有女人。没有沈洁。“沈洁死的时候，”我问，

“是什么季节？”老头看了我很久，然后说：“冬天。一九六七年冬天。”一九六七年冬天。

十二月十七日。那个冰窟窿。我脑子里忽然一片混乱。祖父杀的那个人叫李建国，

可如果李建国杀了沈洁，那祖父杀他就是为了报仇？可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祖父要等到两天后才动手？为什么沈洁死了，他却只杀李建国，不报官？

为什么周明远会说“是您爷爷杀的”——他是在问沈洁是不是我爷爷杀的？“周叔叔，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沈洁是怎么死的？”老头摇了摇头。“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出门，再没回来。第二天早上，有人在江边发现了她的鞋。

”“就一双鞋？”“就一双鞋。”“那怎么知道她是淹死的？”老头沉默了一会儿。

“她的尸体，第二年春天开江的时候，在二十里外的下游找到了。”我忽然觉得有些冷，

明明屋里炉火烧得很旺，阳光也很暖和，可我就是觉得冷，从心里往外冷。“李建国呢？

”我问，“他怎么说？”“他说他不知道。”“您信吗？”老头没有回答。他重新坐回桌边，

端起那碗已经凉了的稀饭，喝了一口。“你爷爷信了。”他说。我愣住了。“您是说，

我爷爷相信李建国没有杀沈洁？”老头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别的什么。“你爷爷什么都没说。”他说，

“但我知道他信。因为从那以后，他再没提过沈洁的名字。一句都没提过。

”那为什么要杀他？这句话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因为我知道，即使问出来，

老头也不会给我答案。他已经在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了——那种知道什么却又不想说的眼神。

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开来，像窗外雪后的寂静，无边无际，无处躲藏。“李建国下葬了吗？

”我终于问。老头摇了摇头。“没有。没找到尸体。”“没找到？”“没找到。那年冬天冷，

江里冻得结实，冰窟窿很快又冻上了。等开春冰化了再去找，什么都没找到。就那么没了。

”就那么没了。一个人，活生生的人，被推进冰窟窿，就那么没了。没有尸体，没有葬礼，

没有墓碑，什么都没有。我忽然想起祖父信里的那句话：“有些事，我得让你亲眼看见。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冰窟窿，看见了祖父推下那个人的瞬间，

看见了他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可我看不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杀人，

不知道那个被杀的人是谁，不知道这一切跟沈洁有什么关系。我需要更多的记忆。

更多的碎片。“周叔叔，”我说，“您知道李建国家还有什么人吗？”老头想了想，

说：“好像有个妹妹。比他小几岁，当年还在上学。后来听说去了南方，再没消息了。

”妹妹。南方。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也许我跟这个人擦肩而过过。

也许就在我来时的火车上，也许就在祖父生活了几十年的那座小城里。“叫什么名字？

”老头摇了摇头。“不知道。只知道姓李。李什么来着……”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最后还是放弃了，“太多年了，记不得了。”我点点头，没有追问。线索虽然少，

但总算有了一个方向。如果李建国的妹妹还活着，如果我能找到她，

也许她能告诉我更多关于她哥哥的事——关于他跟我祖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周明远家出来的时候，天又阴了。雪后的村庄一片洁白，

屋顶上、树枝上、路边的柴火堆上，都盖着厚厚的雪。空气冷得刺骨，

吸进肺里像是吞了一把碎冰。我踩着积雪往村口走，脚底咯吱咯吱地响，

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走到村口那棵老榆树下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周明远站在院门口，

望着我，一动不动。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一直在看着我，

直到我拐上通往县城的砂石路，他的身影才消失在那些洁白的屋顶后面。

砂石路上的积雪没人扫，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我走得很慢，

一边走一边想着刚才听到的一切。沈洁。李建国。一九六七年的冬天。那个冰封的江面。

那双被遗落在岸边的鞋。第二年春天在下游找到的尸体。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旋转、碰撞，

想要拼成一张完整的图。但总是缺了最关键的一块——沈洁为什么会死？她真的是淹死的吗？

如果李建国杀了她，为什么祖父不报官，而要亲手杀他？如果沈洁是自杀，

或者只是一场意外，那祖父为什么要杀李建国？

还有周明远最后那个问题：“是您爷爷杀的吗？”他问的是沈洁。

这让我想起祖父记忆里那个拎马灯的年轻人。他站在不远处，看着祖父把一个人推进冰窟窿，

然后说：“走吧。”他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只是说走吧。然后第二天，

祖父自己去自首了。他在包庇什么？还是在害怕什么？一阵冷风吹过来，卷起路边的积雪，

扑了我一脸。我裹紧衣服，加快了脚步。第二章回到县城已经是傍晚。

我在汽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房间不大，但很干净，暖气烧得很足。我洗了把脸，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今天听到的那些事。沈洁。李建国。

周明远。还有祖父记忆里那个拎马灯的年轻人——就是今天的周明远。他那时候那么年轻，

二十出头，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他看着祖父杀人，然后说走吧。他没有问为什么，

没有阻止，什么都没有。他看见了什么？他知道什么？我翻了个身，从包里摸出手机。

信号不太好，只有一格。我试着搜了一下“青泥洼 知青”，什么结果都没有。

又搜了“李建国 知青”，还是什么都没有。最后搜了“沈洁 知青”，依然是空。

那个年代太远了。远到连互联网上都找不到任何痕迹。我把手机扔到一边，闭上眼睛。

祖父的记忆又开始浮现。这次不是冰窟窿，而是另一段——祖父坐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

对面坐着一个人。光线太暗，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能看见他放在桌上的一双手。

那双手很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污。“你想好了？”那个人问。

祖父点点头。“这一去，就回不来了。”祖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

”“你儿子呢？你闺女呢？你就不想他们？”祖父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背对着那个人。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什么都没有。“有些事，”他说，“比活着重要。

”那个人没有再说话。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这段记忆要结束了，

那个人忽然又说了一句话：“你真的不后悔？”祖父转过身。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

让他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后悔什么？”“后悔那天晚上，

你没有……”他没有说完。祖父打断了他：“没有。从来没有。”记忆到这里就断了。

我睁开眼睛，望着昏暗的天花板，心跳得很快。那天晚上。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拼命回想，想把这段记忆往前延伸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但不行，

那段记忆就像被人剪断的胶片，后面全是空白。不对。不是空白。是雪。漫天的大雪，

纷纷扬扬，什么都看不清。我坐起来，拧开床头柜上的台灯。昏黄的光照亮了房间的一角，

也照亮了我心里的那个疑问——祖父到底隐瞒了什么？那天晚上，除了杀人，还发生了什么？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还有人在楼下说话。县城的生活还在继续，平淡而琐碎，

没人知道在这间小旅馆的房间里，有一个人正在试图拼凑一个五十多年前的秘密。

我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省城的火车。

周明远说李建国的妹妹去了南方，也许祖父生活的那座小城就是一个方向。虽然线索渺茫，

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又飘起了雪。细小的雪粒打在车窗上，

很快就化成水痕，顺着玻璃往下流。我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县城，

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会回来的。这个念头来得莫名其妙，却异常坚定。

在省城转车的时候，我在候车室里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

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小远？”“爸，是我。”“你在哪儿？”“省城。

准备回去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父亲问：“见到什么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见到了什么？见到了祖父杀人，见到了一个拎马灯的年轻人，

见到了一个叫李建国的名字，见到了一个叫沈洁的女人——她死了，死在江里，

尸体第二年春天才找到。“爸，”我岔开话题，“您听说过沈洁这个名字吗？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安静得像是断了线，但我能听见父亲轻微的呼吸声，一下，两下，

三下。“谁告诉你的？”他终于问。“周明远。当年跟我爷爷一块儿插队的知青。

”父亲又沉默了。过了很久，他才说：“回来再说吧。”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室里，握着手机发呆。父亲的反应太奇怪了。他知道沈洁。

他一定知道。火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开。我在候车室里找了个角落坐下，

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呆。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那些碎片在旋转。沈洁是谁？

她跟我祖父什么关系？她跟我父亲又是什么关系？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检票的时候，

我排在队伍里，跟着人流慢慢往前挪。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拖着行李箱，拎着塑料袋，

行色匆匆。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人在意我脑子里那些纷乱的思绪。上了火车，找到座位，

放好行李，坐下。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雪野。火车启动了，景物开始缓缓后退。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祖父的记忆又来了。这次不是雪，不是江边，不是冰窟窿。

是一间屋子。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桌上，火苗摇摇晃晃，在墙上投下忽长忽短的影子。

祖父坐在桌边，对面坐着一个人。光线太暗，看不清那人的脸，

只能看见他放在桌上的一双手。那是李建国的手。我忽然认出来了。

虽然祖父的记忆里没有他的脸，但那双手，那双手上的老茧，

那些洗不掉的泥污——那是周明远描述过的，李建国的手。他们在说话。声音很轻，

轻得像是怕被人听见。“你疯了？”李建国说，“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祖父没有回答。

他低着头，盯着桌上那盏煤油灯，火苗在他眼睛里跳动。“林向阳，你说话！

”李建国的声音里带着愤怒，还有一丝恐惧，“你到底想干什么？”祖父终于抬起头。

他望着李建国，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歉意，又像是别的什么。“建国，

”他说，“你相信我一次。”“相信你什么？”“相信我是为了你好。”李建国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很短，转瞬即逝，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一种表情——一种悲哀的表情。

“为了我好？”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这辈子就完了？”祖父没有说话。

“林向阳，”李建国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你。”祖父说。李建国转过身，看着他。

“那是为了谁？”祖父没有回答。沉默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

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为了沈洁。”李建国忽然说。祖父的身体抖了一下。

“我知道你喜欢她，”李建国说，“我也喜欢她。可她已经死了。死了！你这样做，

能把她救活吗？”祖父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李建国看不懂的东西。

“你以为我是为了沈洁？”他问。“难道不是吗？”祖父摇了摇头。他站起来，

走到李建国面前，离他很近，近到几乎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建国，”他说，

“我是为了你。”李建国愣住了。“为了我？”“对。”“为什么？”祖父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着李建国，眼神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歉意、悲哀、还有一丝李建国看不懂的，

像是怜悯。“林向阳，你到底知道什么？”祖父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

把窗户吹得咯吱作响。煤油灯的火苗跳得更厉害了，墙上的影子也跟着跳，一切都摇摇晃晃，

像是不真实。“我知道那天晚上，”祖父终于说，“你在江边。”李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

这段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满头冷汗。火车还在轰隆隆地开着，

窗外的雪野飞速后退。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正低头玩手机，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眼神里带着一丝好奇和警惕。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可能发出了什么声音，

或者表情太过扭曲。“没事。”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做了个噩梦。”她点点头，

没再多问，继续低头玩手机。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

刚才那段记忆太清晰了，清晰得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祖父和李建国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说话，

说到那天晚上，说到江边，李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那天晚上。又是那天晚上。

沈洁死的那天晚上。我拼命回想，想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找到更多信息。但不行，

那段记忆就像之前那段一样，被人剪断了。后面是什么？李建国说了什么？祖父又说了什么？

全都不知道，只剩下一片空白。不对。不是空白。是雪。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

什么都看不清。为什么总是雪？为什么每次记忆要触及关键的地方，就会被雪覆盖？

我想起医生说过的话——记忆移植存在某些无法克服的技术盲点，

逝者生前所有的经历都会被完整复制，包括那些他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

如果祖父不愿意面对某些记忆，那些记忆还会被复制吗？还是会被他自己“剪掉”？

可记忆不是录像带，说剪就能剪。那些被他刻意遗忘的东西，

会不会以另一种形式留存在他的记忆里？比如雪，比如空白，比如那些看不清的画面？

火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一片混乱。

太多的信息，太多的疑问，太多的空白。我需要把它们理清楚，

需要找到那个能把所有碎片拼在一起的关键。沈洁死的那天晚上，李建国在江边。

这是祖父说的。可如果李建国在江边，那沈洁的死就跟李建国有关。也许不是他杀的，

但他一定知道什么。祖父知道他知道，所以才会去找他，才会说“我是为了你”。

为了他什么？为了保护他？为了替他顶罪？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可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后来祖父又要杀他？杀了他，还怎么保护他？除非——除非那天晚上在江边，

李建国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祖父想要保护他，但后来发现保护不了，或者不想保护了，

所以才杀了他。那会是什么事？火车在夜色中疾驰，窗外偶尔闪过几点灯火，

很快又消失在黑暗里。我睁开眼睛，望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一张陌生的脸，眼神疲惫，

眉头紧锁。我忽然想起祖父信里的那句话：“有些事，我得让你亲眼看见。”我看见了。

我看见的越多，不明白的就越多。那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旋转、碰撞，想要拼成一张完整的图。

但总是缺了最关键的一块——沈洁死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窗外城市的灯火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盯着那些光影发呆，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段昏暗的屋子里的对话。“我知道那天晚上，你在江边。

”李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知道什么？他在害怕什么？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凉丝丝的，贴着发热的脸颊，很舒服。我闭上眼睛，任由思绪飘散。迷迷糊糊中，

我又看见了雪，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什么都看不清。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

是父亲。“回来了？”“回来了。”“中午回来吃饭吧。”他说，“有些事，我想跟你谈谈。

”我愣了一下。父亲很少主动约我回家吃饭，更少说要跟我谈谈。

他是什么事都闷在心里的人，能不说就不说，能躲就躲。现在主动说要谈谈，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好。”我说，“几点？”“十二点。你妈买菜去了，做你爱吃的。

”电话挂断了。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窗外的阳光很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