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城下的余温(人才成都)完结版免费阅读_锦官城下的余温全文免费阅读

壹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通常正坐在红星路二段某栋老居民楼底层的茶馆里，面前摆着一杯三花茶，

茶叶在玻璃杯中沉沉浮浮，像一个疲惫的舞者。这家茶馆开了二十年，

老板老周从四十岁守到六十岁，头发从乌黑守到花白，茶钱从一块五涨到十五块。

但茶的味道没变，竹椅子的吱呀声没变，连墙角那块“请勿高声喧哗”的褪色牌子都没变。

老周的茶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观察这个城市的窗口。成都的变化，我是亲眼看着的。

从“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成“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

从“休闲之都”变成“抢人大战主战场”。2017年“人才十二条”出台那会儿，

满大街都是“蓉漂”二字，地铁站的广告牌上，年轻的面孔笑得像刚领了彩票头奖。

到了2024年，人才分类认定办法一版接一版地出，B类人才、C类人才、D类人才，

像超市里的鸡蛋一样被贴上不同等级的标签。再到2025年，成都又推出了“人才十条”，

说是不唯学历头衔、突出实绩贡献。口号很好听。“少不入川”变成了“少必入川”。

官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就有超过51万年轻人到成都创新创业。五十一万。

这个数字从报纸上看没什么感觉，但当这五十一万人真的涌进三环以内，挤上地铁一号线，

住进你隔壁的出租屋，你就知道什么叫“人口红利”——红得发烫，红得让人喘不过气。

老周的茶馆，从三年前开始，客人结构就变了。以前来的都是老邻居，

麻将声、龙门阵、盖碗茶的碰撞声，从下午响到晚上。现在来的是年轻人，背着电脑包，

戴着耳机，点一杯茶坐半天，对着屏幕敲敲打打。他们不摆龙门阵，不打麻将，

甚至连茶都不怎么喝——老周说，这些娃娃更喜欢点奶茶外卖，让外卖小哥送到茶馆门口。

“你看那个，”老周用下巴朝角落指了指，“来了三个月了，天天坐那个位置，

从不跟人说话。上个月突然不见了，我问旁边那个才知道，被公司裁了，回老家了。

”角落的竹椅上，现在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正对着手机发呆。我没说话。

我在想另一个问题：这五十一万人里，有多少是真正的人才，

有多少只是被“人才”两个字包装起来的普通人？或者说，当“人才”变成一个统计学概念，

当“引进”变成一场数字游戏，我们到底引进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是用了三年时间，通过认识的那些年轻人，才慢慢弄明白的。贰我认识小刘，

是在2023年的春天。那年成都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份还冷飕飕的。我常去的那家面馆里，

小刘坐在我对面，面前放着一碗二两的牛肉面，他数了数碗里的牛肉，一共五块。

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说：“叔叔，你们成都的物价，比我们老家贵多了。”小刘是河南人，

1999年出生，2022年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学的是“电子商务”。

他说这个专业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什么都学，什么都没学会。毕业后在郑州混了半年，

送过外卖，干过销售，最后听同学说成都是“新一线城市”里的“抢人冠军”，

本科生落户有补贴，工作机会多，房价比北上广温柔，于是拖着行李箱就来了。“我同学说，

成都的生活节奏慢，适合年轻人。”小刘吸溜着面条，“来了才发现，

节奏慢的是那些本地有房的老辈子，我们这种外地来的，节奏快得像在跑马拉松。

”他在城南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了工作，职位是“运营专员”，月薪四千五，不包吃住。

公司在天府三街，那一带是成都的“码农集中营”，高楼大厦密密麻麻，

像插在蛋糕上的蜡烛。小刘住在簇桥，那是三环外的一个城中村，房租便宜，一个月八百，

但通勤要一个半小时——地铁转公交，公交再转地铁，每天在路上耗费三小时。

“簇桥那边住的都是外地人，”小刘说，“河南的、安徽的、贵州的、甘肃的，哪儿都有。

早上七点出门，满大街都是背着包赶地铁的年轻人，晚上十点回来，满大街还是那些人。

我有时候想，这到底是在成都，还是在哪儿？

反正跟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成都完全不一样——没有茶馆，没有龙门阵，

没有晒太阳的老人，只有便利店和快递柜。”我问他：“那你觉得成都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他想了想，说：“是个……怎么说呢，是个打工的城市。

跟我们老家那些去广东打工的人一样，只不过把工厂换成了写字楼，把流水线换成了电脑。

”这话让我愣了半天。是啊，当一座城市涌进几十万年轻人，

当“休闲”成为需要被刻意保护的遗产，当茶馆里坐满了敲键盘的“数字游民”，

成都还是那个成都吗？或者说，我们这些老成都记忆中的那个城市，

是不是已经被这五十一万人稀释得只剩下一层糖水的外壳？小刘在那家公司干了八个月。

八个月里，他见过三批同事离职，见过部门领导换了四个，

见过公司从租一整层楼变成租半层楼。他自己没被裁，是因为工资低——这是他的原话，

“我这种便宜货，公司舍不得裁，裁了也赔不了多少钱。”但他最后还是走了。

不是因为被裁，是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个氛围。“我们部门有个主管，姓周，比我大两岁，

也是外地来的。这人没什么本事，但特别会来事。开会的时候，

领导说什么他都第一个鼓掌；领导发朋友圈，他永远是第一个点赞；领导生病，

他比人家亲儿子还跑得勤。关键是，他天天让我们加班，说年轻人要奋斗，不要老想着休息，

他自己呢？领导一走，他也走，走得比谁都快。”小刘说，有一次周五晚上九点，

周主管让大家留下来开会，说是要“复盘本周工作”。会开了两个小时，

其实就是周主管一个人在那儿讲，讲他当年多么多么努力，讲他现在多么多么不容易，

讲年轻人应该向他学习。会开完，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周主管又说：“明天周六，

大家辛苦一下，加个班，把下周的方案赶出来。”“我当时就火了，”小刘说，

“我问他有加班费吗？他说没有，但这是态度问题。我说态度问题我不干了，

把工牌往桌上一拍就走了。”“后来呢？”“后来？后来我就换了个工作。”小刘苦笑，

“换了个更坑的。现在的公司，老板是四川本地人，但手下全是外地来的。

老板天天说我们四川人懒，说要不是你们这些外地人来，成都发展不起来。

可我们干得比牛还累，拿得比狗还少，他倒好，天天泡茶馆打麻将，还嫌我们不够努力。

”我听着，不知该说什么。小刘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劣币驱逐良币”。

当职场被那些只会加班、只会内卷、只会拍马屁的人占领，

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想法、有底线的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淘汰，要么像小刘这样，

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永远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叁小周是小刘的前主管。我认识他，

是在小刘离开那家公司半年之后。说来也巧，那天我在春熙路附近的书店看书，

听到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语气很不耐烦。我抬头一看，是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正对着电话那头吼：“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方案不行就是不行，

你改一百遍还是不行！你不要跟我讲理由，我要的是结果！”挂掉电话，他长出一口气，

转身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不起啊叔叔，工作上的事儿，

脾气没控制住。”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他请我去旁边的咖啡馆坐坐，说想“跟长辈聊聊天，

换换脑子”。他姓周，四川某地级市人，1998年出生，大专毕业。

他不是通过人才引进来的成都，是自己来的，因为“成都是四川的省会，不来成都去哪儿呢？

”小周的经历，比小刘要“成功”得多。他在那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两年，

从基层员工干到主管，手下管着七八号人。我问他怎么升得这么快，他笑了笑，说：“叔叔，

你听过一句话没有？‘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他说，

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他懂一件事：要让领导看见自己。每天最早到公司，

最晚离开，领导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点赞评论，领导说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下来，

领导交代的每一件事都拼命完成——完不成也要表现出“拼命”的样子。慢慢地，

领导开始注意他了，开始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了，开始在各种场合表扬他了。

“其实我能力一般，”小周很坦诚，“我们部门有好几个比我强的，

有一个还是985毕业的，写代码写得特别好。但有什么用呢？他不说话，不表现，

领导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有一次领导问他项目进度，他直接说‘还在做’，

领导当时没说什么，后来跟我说，这人态度有问题，不够积极。”那个985毕业的员工，

干了半年就离职了。小周接替了他的位置，工资涨了两千块。“他走的时候跟我说，

这个公司不值得。”小周说，“我当时还觉得他矫情，现在想想，可能他才是对的。

”“为什么？”小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叔叔，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在干什么吗？

不是在干活，是在演戏。演给领导看，演给下属看，演给自己看。我要让领导觉得我很努力，

要让下属觉得我很厉害，要让自己觉得……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但你知道真相是什么吗？真相是，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懂技术，不懂产品，不懂市场，

我唯一懂的就是怎么让领导高兴。可这有什么用呢？公司要是真出问题了，我第一个完蛋。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啊。”我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突然有点同情他。他不是坏人，也不是蠢人。

他只是太早学会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太早懂得了“向上管理”的重要性，

太早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人才”。可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拼命往身上贴那些“人才”的标签时，真正的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消耗掉。几个月后，

我听说小周被开除了。原因很讽刺：公司裁员，他手下的人裁了一大半，唯独他留了下来。

但留下来的结果是，他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工资却没涨。他扛不住，天天跟领导抱怨，

领导烦了，找了个理由把他开了。走的时候，公司连赔偿都没给全。他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被告知需要提供证据，他拿不出来——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要保留什么证据，

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听话，就能一直安稳下去。肆老周的茶馆，去年关了一个月。

不是因为生意不好，是因为老周被人投诉了。投诉他的人是隔壁新搬来的租客，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某家科技公司上班。他投诉老周茶馆太吵，影响他休息。

但实际上，老周的茶馆晚上十点就关门，

而那个小伙子每天凌晨两点才下班——他不是被茶馆吵的，他是被工作吵的。

这件事让我想起另一个年轻人。她姓吴，1999年出生，四川某县人，师范大学毕业，

来成都当老师。但她不在公立学校，在一家培训机构，教小学生作文。

培训机构在城南一栋写字楼里，周围全是互联网公司，每天上下班跟那些程序员挤电梯。

小吴跟我说过一个现象：她们机构招老师，特别喜欢招外地来的，尤其是农村来的。

“为什么？”我问。“因为外地来的好管理。”她说，“本地老师，尤其是成都本地的，

不好忽悠。他们从小在这个城市长大，有房子住，有亲戚朋友，不怕没地方去。

外地来的不一样，尤其是农村来的，背井离乡，无依无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生怕丢了，所以特别听话。”“怎么个听话法？”“加班不抱怨，减薪不反抗，

让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老板有句话：外地来的员工，性价比最高。因为他们要求低，抗压强，

能吃苦。”我听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小吴接着说：“叔叔，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很多公司招人，都有一条潜规则：不要本地人，或者尽量少要本地人。为什么？

因为本地人不好欺负啊。本地人有退路，实在不行就回家住，大不了不干了。外地人不一样，

外地人没有退路，只能咬着牙干。”“那你呢？你也是外地来的。”“我？”她笑了笑，

“我已经在考虑回老家了。在成都干了两年，一分钱没攒下，还落了一身病。

颈椎病、胃病、失眠，全齐了。上个月我妈打电话来，让我回去考公务员，

说老家虽然工资低，但至少能吃饱睡好。我认真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

”我问她：“那你觉得，像你这样来的这些年轻人，算是‘人才’吗？”她想了很久，

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人才。我只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被当成‘耗材’在用。用完就扔，

扔完再换一批。成都那么大，每年有几十万人来，不缺我们这几个。”这句话，

让我沉默了很久。“耗材”。多么精准的比喻。当一座城市把年轻人当成“耗材”，

当成可以无限替换的零件，当成统计数字里的一串代码，那些所谓的“人才引进政策”，

不就成了一场盛大的“耗材采购会”吗？伍2024年年底，

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华为成都公司因内部招聘舞弊问题，多位产品线负责人被开除。

新闻里说，有人在招聘过程中组织替考、泄露题目，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笔试可以代考，面试可以泄题，“内推”可以明码标价，

连“OD”外包派遣都能花钱买进去。有传言说，某个部门因此裁撤了上百人，

包括正式员工和外包员工，而且不给任何赔偿。评论区吵翻了天。有人说这是个别现象，

不能代表整个公司；有人说这是行业潜规则，华为只是被曝光的那个；还有人说，

这说明现在的招聘已经完全变味了，有关系的有钱的都能进，

真正有能力没背景的反倒被挡在门外。我看着这条新闻，想起了小刘、小周、小吴，

想起了那些我见过的、没见过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真才实学，

有的只是滥竽充数；有的是被时代裹挟的牺牲品，有的是主动投机的既得利益者。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这场“人才大战”中的棋子。真正让我触动的，

是新闻下面的另一条评论。评论者自称是成都某公司的HR，

他说：“你们以为只有华为这样吗？太天真了。现在成都稍微好一点的公司，

招聘都有‘门道’。有关系的内推，没关系的花钱，没钱没关系的就看命。

有些岗位明面上是招‘人才’，实际上早就内定了。我们公司去年招了一个‘B类人才’，

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大专学历，什么都不会，进来就拿高薪。而那些真正有本事的，

要么被刷下去，要么被压价，要么干脆不来成都了——人家去杭州，去苏州，

去那些真正尊重人才的地方。”这条评论下面，有人回复：“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劣币驱逐良币，蠢材上位，人才寒心。”我反复看了几遍这句话，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