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的饥饿------------------------------------------，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字——饿。“肚子有点空，想吃点东西”的饿，是一种从胃里烧到喉咙、从身体烧到脑子的饿。是半夜被胃酸呛醒，发现除了喝一瓢凉水之外没有任何办法的饿。是上课的时候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眼前全是幻想出来的食物的饿。是看到猪食都觉得那可能是美味、恨不得趴下去和猪抢着吃的饿。，走南闯北，吃过几千块一顿的饭，也吃过国宴级别的招待，但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让他吃出童年时那种感觉——不是味觉上的满足，而是身体深处某种本能的、原始的、近乎疯狂的渴望被短暂安抚之后的战栗。，他在成年后只在一种情况下重新体验过——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后来他想明白了，饥饿和渴望，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一个针对食物，一个针对别的什么。，任成林出生在川东北大巴山深处一个叫任家湾的地方。，只有方圆几十里的人知道。往大了说，属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一个乡，那个乡又属于一个镇，那个镇又属于一个区。层层叠叠的行政划分，像大巴山的山峦一样叠床架屋，最终把磨滩坪包裹在最深处，像一个被遗忘在褶皱里的针脚。，要翻座山，走三个小时的羊肠小道，才能看到任家湾的屋顶。说是屋顶，其实多数是茅草顶，少数是石板顶，瓦房在整个磨滩坪只有三户——一户是村支书任德福家，一户是民办教师张德茂家，还有一户是早年当过大队会计的任成林的二伯家。，三间正房加一间灶房，墙是夯土墙，裂缝像干涸的河床一样爬满了每一面墙壁。冬天的时候，风从所有的缝隙里灌进来，屋子里和屋子外几乎没有温差。夏天倒还好，只是蚊子多，那些蚊子大得像蜻蜓，咬一口就是一个肿包，痒得人想把那块肉抠下来。，换的时候全家总动员，上山割茅草，晒干，捆扎，然后爬上屋顶一片一片地铺。任成林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干这个活，他瘦得像根豆芽，站在屋顶上风一吹就晃，他母亲在下面喊：“你给老子下来！摔到了哪个养你！”，只是沉默地干活。他父亲任守田是个沉默到近乎失语的人，一天说不了十句话，其中五句是“嗯”，三句是“哦”，剩下两句是“吃饭了”和“睡了”。任成林后来想，父亲的沉默大概也是饿出来的——人饿到一定程度，连说话都觉得费力气，因为说话也要消耗能量，而能量是要靠食物补充的。。山坡上的梯田像一道道伤疤，窄窄的，短短的，一亩地能分出七八块来，每一块都只有巴掌大。种的是玉米、红薯、土豆，偶尔种一点水稻，但水稻产量低得可怜，因为水不够。大巴山虽然雨水多，但任家湾在山的背阴面，水源远，修不起水渠，种水稻全靠天。天若下雨，就有稻子吃；天若干旱，就什么都没有。“观音土”，白色的，软软的，像面粉一样，但不能消化。他母亲把它和着野菜一起蒸成粑粑，吃下去肚子胀得像个鼓，拉不出来，要用棍子掏。他记得有一次他蹲在茅厕里哭了整整一个小时，大便堵在肛门口，又硬又干，像一块石头。他母亲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最后用手帮他一点一点地抠出来。，他母亲发誓再也不吃观音土了。但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又断了粮，她还是蒸了一锅观音土粑粑。任成林没有吃，他宁愿饿着。那年他六岁，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宁愿死也不愿意再经历一次”。，粮食是不够吃的。一年十二个月，能吃饱的月份大概只有三四个——秋天收了玉米和红薯之后的那段时间。其余的日子，都在半饥半饱中度过。春天最难熬，去年的粮食吃完了，今年的庄稼还没熟，山里能吃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树皮也被剥了好几层。，但能干在任家湾没什么用——地里刨不出更多的粮食，再能干也变不出米来。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凑合”，把各种能吃的东西凑合在一起，弄出一顿勉强能填饱肚子的饭。玉米糊糊里加野菜，红薯藤切碎了煮汤，土豆不去皮直接煮了蘸盐巴吃。偶尔从鸡窝里捡一个鸡蛋，那是要拿去供销社换盐巴和煤油的，不能吃。
任成林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哥哥任成军比他大五岁，姐姐任成芳比他大三岁，妹妹任成秀比他小两岁。四个孩子，四张嘴——不，六张嘴，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在那个年代的任家湾，六张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怎么努力，都填不满。
哥哥任成军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务农了，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是因为家里供不起。供不起的意思是，连每学期几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任成军哭了一场，把书包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再也没有取下来。那几年，任成林每次经过那扇门，看到那个灰扑扑的书包，心里都会涌上一种复杂的情绪——恐惧。他怕自己也会像哥哥一样，被那双无形的手从学校里拽出来，扔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姐姐任成芳更惨，她连学校门都没进过。在任家湾，女孩子读书是一件奢侈到近乎荒唐的事情。“女娃子家家的，读啥子书嘛，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这是任守田为数不多的长句子之一，也是任家湾大多数人对女孩子读书的看法。任成芳六岁就开始跟着母亲干活，打猪草、喂猪、煮饭、带妹妹，像一个小大人。她干活的时候总是低着头，不说话，偶尔抬起头看弟弟背着书包去上学，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嫉妒，也不是怨恨，更像是一种认命——一种比任守田更深的、与生俱来的认命。
任成林是从六岁开始上学的。学校距家二里地的地方，还是周边班级最完整的地方，还有幼儿园。小学毕业就要去乡中心小学去读附属初级中学，有十几里路，去是下坡路，回来全是上坡路。任成林后来经常想，如果不是那个叫张德茂的民办教师，他大概也像哥哥一样，读两年书就回家种地了。
张德茂是邻村出去的，师范毕业后分不回县城，就回了村里当民办教师。他是方圆十里自解放以来唯一一个吃“国家粮”的人——虽然是民办的，虽然工资低得可怜，但在任家湾人眼里，他已经是“有工作的人”了。张德茂教了十几年书，任家湾附近几个生产队的孩子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有一个习惯，每年开学的时候，会挨家挨户地走一遍，看看哪些孩子该上学了，哪些孩子没来上学。
那年秋天，任成林刚满六岁，张德茂来到他家，坐在灶房的板凳上，跟任守田说：“守田哥，成林该上学了。”
任守田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不说话。
“学费可以先欠着，我跟学校说。”
任守田还是不说话。
“这孩子聪明，我看了，将来能考上大学。”
这句话在当时的任家湾听起来，简直像一个笑话。大学？任家湾自开天辟地以来，连个中专生都没出过，还大学？任守田终于开口了，声音干巴巴的：“张老师，你看我家这个样子，连饭都吃不饱，还读啥子书嘛。”
张德茂沉默了一会儿，说：“守田哥，就是因为吃不饱饭，才要读书。读书是娃儿唯一的路。”
这句话任守田听进去了。他后来跟任成林说过很多次：“你张老师说得好，读书是任家湾娃儿唯一的路。你老子我没本事，只能在地里刨食，但你不一样，你给老子读书，读出个名堂来，不要再回来种地了。”
任成林就这样上了学。
上学的时候，饿的感觉比在家里更强烈。在家里，饿了可以去灶房喝一瓢凉水，或者去地里拔一根生红薯啃——虽然生红薯吃了胀气，但至少能顶一会儿。在学校不行，学校里没有吃的，也不允许中途跑回家。从早上出门到下午放学，整整八九个小时，任成林的胃像一个被反复揉搓的布袋子，空空的，皱巴巴的，时不时抽搐一下。
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学到了什么知识，而是教室里的各种气味——同学书包里红薯的味道、食堂飘过来的玉米糊糊的味道、甚至同学打嗝时嘴里冒出来的酸菜味。每一种味道都能让他的胃猛烈地痉挛一下，然后分泌出大量的胃酸，烧得他心口疼。
有一次，同桌陈大勇从家里带了一个煮红薯当午饭，课间的时候拿出来吃。任成林坐在旁边，看着陈大勇一口一口地咬着那个红薯，黄瓤的，甜丝丝的味道飘过来，他的口水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涌出来，咽都咽不及。陈大勇大概是被他看得不自在，掰了一小半递给他：“吃不吃？”
任成林犹豫了一秒钟，接过来，三口就吃完了。那小半块红薯的味道，他记了四十年。后来他吃过很多好东西，但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让他产生那种感觉——不是好吃，是救命。
从那以后，陈大勇每天都带两个红薯，分他一个。两个人蹲在教室外面的墙根下，晒着太阳，一人一个红薯，慢慢地吃。陈大勇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好像在品味什么了不起的美食。任成林吃得快，三口两口就没了，然后看着陈大勇吃，心里又羡慕又羞愧。
这种日子持续了大概一个学期。后来陈大勇也不带两个红薯了，因为他家里也缺粮了。任成林又回到了饿着肚子上学的状态。但他没有怨恨陈大勇，他知道，在任家湾，谁家都不富裕，能分你半个红薯的人，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
任成林的学习成绩在村小里是最好的。这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害怕。他害怕像哥哥一样回家种地，害怕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困在任家湾，害怕像父母一样被这片土地榨干所有的力气然后无声无息地老去。读书是他能看到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他必须死死地抓住。
张德茂说他是块读书的料，这话不假。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是一个被恐惧驱动的人。恐惧比天赋更有力量。一个从小被饿怕了的人，一个亲眼看到哥哥姐姐被命运碾压的人，一个每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失学的人，他的求生欲会转化成一种近乎偏执的学习动力。别人读书是为了求知，他读书是为了活命。
三年级的时候，张德茂跟任守田说：“成林这孩子，一定要让他读下去。他是我教了十几年书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将来考中专都没问题。”
中专，那时比高中难考，成绩最好的才敢考中专。在当时的任家湾，已经是了不起的出路了。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农转非，意味着吃国家粮，意味着有一份正式工作，意味着彻底告别任家湾。任守田听了这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张老师，我砸锅卖铁也供他。”
砸锅卖铁是一句空话。任守田家没有锅可以砸，也没有铁可以卖。他能做的，只是在地里多刨一会儿，在山上多砍一捆柴，在河里多摸几条鱼，然后拿到集市上去换几个钱。那几个钱，连买盐巴和煤油都不够，更别说交学费了。
任成林的小学和初中，几乎都是在欠费的状态下读完的。每到开学的时候，任守田就背着一袋玉米或者红薯去学校，跟校长说：“先欠着，卖了粮食就还。”校长是本地人，知道任家湾的情况，也不为难，点点头就让他先上课。但欠着的账总是要还的，任守田每年都在还旧账欠新账，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初中是在乡中心小学读的，离家远。任成林每个星期天下午背着书包和一袋粮食去学校，星期五下午再走回来。一袋粮食是他在学校一个星期的口粮，交给食堂，换成饭票。饭票是油印的，上面印着一两、二两、半斤，花花绿绿的一小捆。每个月的伙食费大概是八块钱，任成林经常交不齐，食堂师傅就扣他的饭票，一顿饭只给他二两，连半饱都算不上。
他那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像头牛。二两米饭，几筷子咸菜，三口就没了。他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不剩，然后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别的同学吃。那种感觉，和小时候看着陈大勇吃红薯一模一样——胃在烧，口水在涌，心里在羡慕。
初中三年，他几乎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但奇怪的是，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张德茂说得对，他是块读书的料。或者说，他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转化成了某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自驱力。别人在玩的时候他在看书，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看书，别人在吃饭的时候——好吧，他没有饭可以吃，所以他也在看书。
饥饿和知识，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共生关系。肚子越饿，他越拼命地读书；越拼命地读书，他越觉得肚子饿。但他分不清楚，那种饿到底是胃里的，还是心里的。
一九九四年夏天，任成林参加了中考。
那年他十五岁，中考前一个月，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睛深深地凹进去，像一具会走路的骷髅。他母亲李桂兰心疼得直掉眼泪，把家里唯一的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让他一个人喝了。那锅鸡汤是他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东西，鲜得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成绩出来那天，张德茂走了五里山路来他家报喜。任成林的分数超过了中专录取线四十分，全县排名前二十。整个任家湾都轰动了——这是任家湾第一个考上中专的人。
但任成林没有去读中专。
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冒险的决定——读高中，考大学。张德茂支持他，说以他的成绩，读三年高中，考个大学没问题。任守田反对，说中专出来就有工作，稳稳当当的，读什么高中？万一考不上大学呢？万一呢？
父子俩僵持了很久。最后是任成林的母亲李桂兰拍了板：“让孩子读高中。他都苦了这么多年了，不差这三年。考得上考不上，都是他的命。”
任成林后来想，母亲的支持大概不是因为相信他能考上大学，而是因为她心疼他。她看到他眼睛里的那团火——那团被饥饿和恐惧烧了十几年的火，她知道，如果把他送去读中专，那团火就灭了。一个灭了火的人，和任家湾那些认了命的庄稼人，还有什么区别？
一九九四年九月，任成林背着铺盖卷和一袋米，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又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到了县城。他第一次看到楼房，第一次看到路灯，第一次看到电影院，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走在一条那么宽的路上。他像一条从深山里游出来的鱼，突然被扔进了一片浩瀚的水域，既兴奋又恐惧，既向往又退缩。
他知道，从这一步开始，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是不想回去，是不能回去。因为回去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那十几年的饥饿和恐惧都白受了，意味着那团火白烧了。他必须往前走，走到一个能让他吃饱饭的地方，走到一个能让他不再恐惧的地方，走到一个能让他真正活得像个人的地方。
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久。但他知道，他已经在路上了。
大巴山在他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道模糊的墨线，消失在天际线上。他没有回头。
任家湾的茅草屋、观音土的粑粑、陈大勇掰给他的半块红薯、母亲炖的那锅鸡汤、父亲蹲在门槛上的沉默、张德茂走了五里山路送来的喜报——所有这些，都被他折叠起来，压进了记忆的最底层。他以为他会忘记，但他没有。三、四十年后，当他躺在医院里，脑溢血刚刚过去，意识像潮水一样重新涌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任家湾的炊烟。
那些炊烟从茅草屋顶、石板屋顶、瓦屋顶上升起来，细细的，歪歪扭扭的，像一根根快要断掉的线，连接着天和地，连接着活着的人和快要饿死的人，连接着认了命的人和不肯认命的人。
他闭上了眼睛。
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落进霜白的鬓发里，无声无息。
任成林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哥哥任成军比他大五岁，姐姐任成芳比他大三岁，妹妹任成秀比他小两岁。四个孩子，四张嘴——不，六张嘴，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在那个年代的任家湾，六张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怎么努力，都填不满。
哥哥任成军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务农了，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是因为家里供不起。供不起的意思是，连每学期几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任成军哭了一场，把书包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再也没有取下来。那几年，任成林每次经过那扇门，看到那个灰扑扑的书包，心里都会涌上一种复杂的情绪——恐惧。他怕自己也会像哥哥一样，被那双无形的手从学校里拽出来，扔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姐姐任成芳更惨，她连学校门都没进过。在任家湾，女孩子读书是一件奢侈到近乎荒唐的事情。“女娃子家家的，读啥子书嘛，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这是任守田为数不多的长句子之一，也是任家湾大多数人对女孩子读书的看法。任成芳六岁就开始跟着母亲干活，打猪草、喂猪、煮饭、带妹妹，像一个小大人。她干活的时候总是低着头，不说话，偶尔抬起头看弟弟背着书包去上学，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嫉妒，也不是怨恨，更像是一种认命——一种比任守田更深的、与生俱来的认命。
任成林是从六岁开始上学的。学校距家二里地的地方，还是周边班级最完整的地方，还有幼儿园。小学毕业就要去乡中心小学去读附属初级中学，有十几里路，去是下坡路，回来全是上坡路。任成林后来经常想，如果不是那个叫张德茂的民办教师，他大概也像哥哥一样，读两年书就回家种地了。
张德茂是邻村出去的，师范毕业后分不回县城，就回了村里当民办教师。他是方圆十里自解放以来唯一一个吃“国家粮”的人——虽然是民办的，虽然工资低得可怜，但在任家湾人眼里，他已经是“有工作的人”了。张德茂教了十几年书，任家湾附近几个生产队的孩子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有一个习惯，每年开学的时候，会挨家挨户地走一遍，看看哪些孩子该上学了，哪些孩子没来上学。
那年秋天，任成林刚满六岁，张德茂来到他家，坐在灶房的板凳上，跟任守田说：“守田哥，成林该上学了。”
任守田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不说话。
“学费可以先欠着，我跟学校说。”
任守田还是不说话。
“这孩子聪明，我看了，将来能考上大学。”
这句话在当时的任家湾听起来，简直像一个笑话。大学？任家湾自开天辟地以来，连个中专生都没出过，还大学？任守田终于开口了，声音干巴巴的：“张老师，你看我家这个样子，连饭都吃不饱，还读啥子书嘛。”
张德茂沉默了一会儿，说：“守田哥，就是因为吃不饱饭，才要读书。读书是娃儿唯一的路。”
这句话任守田听进去了。他后来跟任成林说过很多次：“你张老师说得好，读书是任家湾娃儿唯一的路。你老子我没本事，只能在地里刨食，但你不一样，你给老子读书，读出个名堂来，不要再回来种地了。”
任成林就这样上了学。
上学的时候，饿的感觉比在家里更强烈。在家里，饿了可以去灶房喝一瓢凉水，或者去地里拔一根生红薯啃——虽然生红薯吃了胀气，但至少能顶一会儿。在学校不行，学校里没有吃的，也不允许中途跑回家。从早上出门到下午放学，整整八九个小时，任成林的胃像一个被反复揉搓的布袋子，空空的，皱巴巴的，时不时抽搐一下。
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学到了什么知识，而是教室里的各种气味——同学书包里红薯的味道、食堂飘过来的玉米糊糊的味道、甚至同学打嗝时嘴里冒出来的酸菜味。每一种味道都能让他的胃猛烈地痉挛一下，然后分泌出大量的胃酸，烧得他心口疼。
有一次，同桌陈大勇从家里带了一个煮红薯当午饭，课间的时候拿出来吃。任成林坐在旁边，看着陈大勇一口一口地咬着那个红薯，黄瓤的，甜丝丝的味道飘过来，他的口水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涌出来，咽都咽不及。陈大勇大概是被他看得不自在，掰了一小半递给他：“吃不吃？”
任成林犹豫了一秒钟，接过来，三口就吃完了。那小半块红薯的味道，他记了四十年。后来他吃过很多好东西，但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让他产生那种感觉——不是好吃，是救命。
从那以后，陈大勇每天都带两个红薯，分他一个。两个人蹲在教室外面的墙根下，晒着太阳，一人一个红薯，慢慢地吃。陈大勇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好像在品味什么了不起的美食。任成林吃得快，三口两口就没了，然后看着陈大勇吃，心里又羡慕又羞愧。
这种日子持续了大概一个学期。后来陈大勇也不带两个红薯了，因为他家里也缺粮了。任成林又回到了饿着肚子上学的状态。但他没有怨恨陈大勇，他知道，在任家湾，谁家都不富裕，能分你半个红薯的人，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
任成林的学习成绩在村小里是最好的。这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害怕。他害怕像哥哥一样回家种地，害怕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困在任家湾，害怕像父母一样被这片土地榨干所有的力气然后无声无息地老去。读书是他能看到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他必须死死地抓住。
张德茂说他是块读书的料，这话不假。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是一个被恐惧驱动的人。恐惧比天赋更有力量。一个从小被饿怕了的人，一个亲眼看到哥哥姐姐被命运碾压的人，一个每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失学的人，他的求生欲会转化成一种近乎偏执的学习动力。别人读书是为了求知，他读书是为了活命。
三年级的时候，张德茂跟任守田说：“成林这孩子，一定要让他读下去。他是我教了十几年书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将来考中专都没问题。”
中专，那时比高中难考，成绩最好的才敢考中专。在当时的任家湾，已经是了不起的出路了。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农转非，意味着吃国家粮，意味着有一份正式工作，意味着彻底告别任家湾。任守田听了这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张老师，我砸锅卖铁也供他。”
砸锅卖铁是一句空话。任守田家没有锅可以砸，也没有铁可以卖。他能做的，只是在地里多刨一会儿，在山上多砍一捆柴，在河里多摸几条鱼，然后拿到集市上去换几个钱。那几个钱，连买盐巴和煤油都不够，更别说交学费了。
任成林的小学和初中，几乎都是在欠费的状态下读完的。每到开学的时候，任守田就背着一袋玉米或者红薯去学校，跟校长说：“先欠着，卖了粮食就还。”校长是本地人，知道任家湾的情况，也不为难，点点头就让他先上课。但欠着的账总是要还的，任守田每年都在还旧账欠新账，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初中是在乡中心小学读的，离家远。任成林每个星期天下午背着书包和一袋粮食去学校，星期五下午再走回来。一袋粮食是他在学校一个星期的口粮，交给食堂，换成饭票。饭票是油印的，上面印着一两、二两、半斤，花花绿绿的一小捆。每个月的伙食费大概是八块钱，任成林经常交不齐，食堂师傅就扣他的饭票，一顿饭只给他二两，连半饱都算不上。
他那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像头牛。二两米饭，几筷子咸菜，三口就没了。他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不剩，然后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别的同学吃。那种感觉，和小时候看着陈大勇吃红薯一模一样——胃在烧，口水在涌，心里在羡慕。
初中三年，他几乎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但奇怪的是，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张德茂说得对，他是块读书的料。或者说，他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转化成了某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自驱力。别人在玩的时候他在看书，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看书，别人在吃饭的时候——好吧，他没有饭可以吃，所以他也在看书。
饥饿和知识，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共生关系。肚子越饿，他越拼命地读书；越拼命地读书，他越觉得肚子饿。但他分不清楚，那种饿到底是胃里的，还是心里的。
一九九四年夏天，任成林参加了中考。
那年他十五岁，中考前一个月，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睛深深地凹进去，像一具会走路的骷髅。他母亲李桂兰心疼得直掉眼泪，把家里唯一的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让他一个人喝了。那锅鸡汤是他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东西，鲜得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成绩出来那天，张德茂走了五里山路来他家报喜。任成林的分数超过了中专录取线四十分，全县排名前二十。整个任家湾都轰动了——这是任家湾第一个考上中专的人。
但任成林没有去读中专。
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冒险的决定——读高中，考大学。张德茂支持他，说以他的成绩，读三年高中，考个大学没问题。任守田反对，说中专出来就有工作，稳稳当当的，读什么高中？万一考不上大学呢？万一呢？
父子俩僵持了很久。最后是任成林的母亲李桂兰拍了板：“让孩子读高中。他都苦了这么多年了，不差这三年。考得上考不上，都是他的命。”
任成林后来想，母亲的支持大概不是因为相信他能考上大学，而是因为她心疼他。她看到他眼睛里的那团火——那团被饥饿和恐惧烧了十几年的火，她知道，如果把他送去读中专，那团火就灭了。一个灭了火的人，和任家湾那些认了命的庄稼人，还有什么区别？
一九九四年九月，任成林背着铺盖卷和一袋米，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又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到了县城。他第一次看到楼房，第一次看到路灯，第一次看到电影院，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走在一条那么宽的路上。他像一条从深山里游出来的鱼，突然被扔进了一片浩瀚的水域，既兴奋又恐惧，既向往又退缩。
他知道，从这一步开始，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是不想回去，是不能回去。因为回去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那十几年的饥饿和恐惧都白受了，意味着那团火白烧了。他必须往前走，走到一个能让他吃饱饭的地方，走到一个能让他不再恐惧的地方，走到一个能让他真正活得像个人的地方。
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久。但他知道，他已经在路上了。
大巴山在他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道模糊的墨线，消失在天际线上。他没有回头。
任家湾的茅草屋、观音土的粑粑、陈大勇掰给他的半块红薯、母亲炖的那锅鸡汤、父亲蹲在门槛上的沉默、张德茂走了五里山路送来的喜报——所有这些，都被他折叠起来，压进了记忆的最底层。他以为他会忘记，但他没有。三、四十年后，当他躺在医院里，脑溢血刚刚过去，意识像潮水一样重新涌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任家湾的炊烟。
那些炊烟从茅草屋顶、石板屋顶、瓦屋顶上升起来，细细的，歪歪扭扭的，像一根根快要断掉的线，连接着天和地，连接着活着的人和快要饿死的人，连接着认了命的人和不肯认命的人。
他闭上了眼睛。
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落进霜白的鬓发里，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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