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死在工地的那年，我妈疯了。她每天蹲在水泥桶前等儿子回家吃饭。
直到拆迁队推平工棚那天，我妈突然清醒了。她舔着拆迁合同上的红手印说：这下好了，
你哥用命换来咱们的新房子。---我哥死在工地的那年，我妈疯了。
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摔东西的疯，是静的，像一潭被抽干了活水的死湖。她不再出门，
不再跟我说话，大部分时间就搬个小马扎，坐在厨房门后头——那个位置正对着玄关，
能第一眼看见有人推门进来。她在等。等我哥。其实谁也没敢把话说透。
工地上的人只含糊地通知，人没了，被突然坍塌的脚手架埋在了底下，挖出来时已经不行了。
他们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装着一些钱，
还有我哥最后揣在怀里、被压得变形的一个旧打火机。我妈接过信封，没哭没闹，
手指在那打火机磨砂的表面来回摩挲，然后抬起头，用一种异常平静，
甚至带着点茫然的眼神看着来人：“我儿……晚上回来吃饭不？我煨了汤。”从那以后，
她世界里最后那根牵着现实的线，就断了。她的时间停在了我哥出事那天傍晚，
停在了等着儿子回家喝汤的那一刻。她每天早早起来，去菜市场，
挑最新鲜的排骨或是一条肥鲫鱼，回来就钻进厨房，小火慢慢地煨。
汤的香气会弥漫整个狭小、潮湿的出租屋。然后，她就不管那锅汤了，搬着她的小马扎，
坐到门后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扇漆皮剥落的老式木门。我们住的这片，
是城市地图上快要被遗忘的一角，紧挨着那个出了事的工地。
低矮的工棚、自建的砖房像痨病的牙齿，参差不齐地挤在一起。
空气里常年浮着水泥灰和尘土的味道。从我哥出事后，这味道在我闻来，
总带着一股铁锈似的腥气。我得干活，没法整天守着她。我在几条街外的一家小超市当收银，
工资微薄，但能勉强应付我们母女俩的吃用，以及我妈那些悄无声息疯掉的开销——比如，
她有时会买双份的菜，说我哥饭量大；比如，她固执地不肯退掉我哥的手机号，
每月那点月租，对我们也是负担。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过去，像钝刀子割肉。
我妈的等待成了这屋里唯一的仪式。她会对着空椅子说话：“军啊，今天汤咸不咸？”“军，
妈给你新纳了双鞋垫，在屋里暖热了再穿。”她说话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虚幻的温柔。
我不敢接话，接了，她就会用一种困惑的、被打扰的眼神看我，
仿佛我是个闯进她梦里的陌生人。只有一次，半夜里，我被压抑的呜咽声惊醒。起身看，
我妈还坐在她的小马扎上，佝偻着背，脸埋在手掌里，肩膀剧烈地耸动，
却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那是一种被绝望堵住了喉咙的哭泣。我走过去，
把手放在她冰凉颤抖的肩上，喉咙发紧，叫了一声：“妈……”她猛地抬起头，
脸上泪痕交错，眼神却是涣散的，越过我，
看向我身后的虚空：“你哥……你哥他说工地灰大，
让我给他找条湿毛巾捂捂口鼻……我找不着了……哪儿去了……”她又低下头，
手指神经质地抠着裤缝上的一块补丁。我的心像被那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又酸又痛，
更多的是无力。我知道，她一部分的灵魂，已经跟着我哥，
被永远埋在那堆冰冷的水泥和钢筋下面了。改变来临的预兆，是工地的噪音停了。
那种日日夜夜不休的打桩声、搅拌机轰鸣声、金属碰撞声，忽然在某一天清晨消失了，
留下一种耳鸣般的寂静。紧接着，挖掘机和推土机开了进来，它们像钢铁巨兽，
开始啃噬那些废弃的工棚和临时建筑。灰尘比以前更大，黄色的尘土遮天蔽日。拆迁的通知，
是几个穿着不合身西装的人送来的。他们把一张印着红头文件的纸递给我，
上面写着补偿条款和搬迁期限。补偿款不算多，
但足够我们在远一点的地方付个小房子的首付，或者租个好些的房子住很多年。
他们催促着我在几份文件上签字，按手印。鲜红的印泥，按在纸上，
像一个个小小的、凝固的血点。整个过程，我妈就坐在她的小马扎上，安静地看着，
眼神空茫，仿佛眼前的一切与她无关。拆迁队的人看了看她，又看看我，眼里有些许同情，
但更多的是公事公办的不耐烦。推平工棚的那天终于到了。巨大的挖掘机臂膀高高举起，
重重砸下。单薄的墙壁像纸糊的一样坍塌，扬起冲天的尘土。
轰隆声震得我们脚下的地板都在微微颤动。我站在窗边看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地方吞噬了我哥，现在它自己也要消失了。
就在那一堵最主要的、曾经是我哥他们宿舍的工棚墙彻底倒下，
发出一声闷响的瞬间——我妈忽然动了。她慢慢地、有些僵硬地从她的小马扎上站了起来。
维持了近一年的、那个固定的等待姿势被打破。她转过身，不是看向门，而是第一次，
目光清明地、笔直地看向了窗外，看向那片正在化为废墟的工地，
看向那漫天飞扬的、金色的、在阳光下居然有些刺眼的尘土。
她脸上那种虚幻的温柔和茫然的等待，像潮水一样褪去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冰冷的、近乎锐利的清醒。那眼神让我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害怕。然后，
她做了一件让我血液几乎冻结的事情。她一步步走到桌前，
桌上摊着那份我刚按完手印、墨迹未干的拆迁补偿合同。她伸出枯瘦的手指，
极其缓慢地抚过纸上那些条款，最后，停在了我按的那个鲜红的手印上。她低下头，
凑近那红手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温热的、湿润的舌尖，
触碰到干燥的纸张和微黏的印泥。一个极其细微的“啧”声。她抬起头，
嘴唇上沾了一点暗红。她看向我，眼神里没有了疯狂，没有了等待，
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令人胆寒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尘埃落定的满意。
她咂了咂嘴，仿佛在品尝那印泥的味道，然后，
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弯起一个细微的、扭曲的弧度。声音干涩得像沙砾摩擦，
却清清楚楚地钻进我的耳朵里：“这下好了……”她顿了顿，目光又飘向窗外那片废墟，
那眼神，像在看一件终于完成的杰作。“你哥用命，换来咱们的……新房子。”窗外，
推土机的轰鸣依旧。屋里的空气，却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抽空了。窗外的轰鸣声还在继续，
像一个巨大而笨拙的心脏在跳动，把灰尘一阵阵泵进屋里，落在桌面上，
落在那份舔舐过的合同上，也落在我妈花白的发梢。她嘴角那点暗红，在昏黄的光线下，
显出一种诡异的鲜艳。我僵在原地，喉咙像是被那些灰尘堵死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妈那句话，每个字都像生锈的钉子，硬生生楔进我的耳膜里，带着铁腥气和冰碴子。
新房子？我哥的命？这两个词怎么能被摆在一起，用那样一种……平静到残忍的语气说出来？
她没再看我，转过身，重新走向她的小马扎。但这次，她没有坐下。她弯下腰，
双手握住小马扎的边缘，那粗糙的木头上已经被她的体温磨出了光滑的痕迹。她拎起它，
动作很稳，走到墙边，把它靠墙放好，端端正正。然后，
她开始收拾桌上早上吃剩的半碗粥和咸菜碟子，碗沿磕碰发出轻微的脆响。她拧开水龙头，
水哗哗地流，她仔仔细细地洗着碗，每一个动作都清晰、明确，
带着一种久违的、属于正常生活的节奏感。疯了一年，她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动作，
是舔掉合同上的红手印。说的第一句话，是盘算我哥的死换来了什么。我胃里一阵翻搅，
扶着桌沿才没让自己倒下去。空气里除了尘土，似乎还弥漫开一股更浓的铁锈味，
从我妈舔过的那张纸上散发出来。“妈……”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话，
“你……你说什么？”她关掉水龙头，用抹布把碗擦干，放进碗橱。然后才转过身，
用围裙擦着手。她的眼神落在我脸上，那里面没有了我熟悉的任何情绪——没有慈爱，
没有悲伤，没有疯癫时的空洞，也没有刚才那一刻令人心悸的冰冷。
那是一种近乎审视的目光，冷静地评估着我，评估着这间屋子，评估着我们眼下的处境。
“我说，”她重复了一遍，语调平直，“你哥死了，他们赔钱。这地方要拆了，
他们给安置款。加起来，够我们娘俩换个地方，不用再住这破屋子，闻这呛死人的灰。
”她指了指窗外，“你也看见了，推了，快推平了。你哥没了的地方，马上也没了。
”她说得那样条理清楚，那样事实确凿。我哥的死，工地的拆迁，我们的未来，
被她用一句话串联起来，逻辑冰冷而坚固。我忽然想起这一年来，
她那些对着空气的喃喃自语，那些多买出来的菜，那些温暖的汤，那些无止境的等待。
那下面，是不是一直蛰伏着这样一个清醒的、盘算的灵魂？只是被巨大的悲伤暂时压住了，
现在，随着那堵墙的倒塌，随着这份合同的到来，随着“新房子”这个具象的希望出现，
它破土而出，并且迅速接管了一切。
“那是……那是哥用命换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不是悲伤，
是一种更复杂的、混杂着恐惧和愤怒的东西，“你怎么能……怎么能这么说？
”我妈皱了皱眉，似乎对我的反应很不理解，甚至有些不耐烦。“那怎么说？”她反问，
走到床边，开始整理我们那床洗得发硬的被子，“说他白死了？说他命不好？
人死了就是死了，哭天抢地有什么用？活着的人还得往下活。”她把被子叠成整齐的方块，
拍了拍，“以前是没办法，现在有这笔钱，就是老天爷给的一条活路。
你哥……也算没白疼你一场。”“没白疼我一场？”这句话像一把烧红的锥子，
扎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我哥，那个总是把肉夹到我碗里，
自己啃馒头就咸菜的哥哥；那个夏天给我扇扇子，
冬天把我冰脚捂在怀里的哥哥；那个在工地上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说等攒够了钱就让我去念书的哥哥……他的疼，他的好，最终就折算成了这纸合同上的数字，
和我妈嘴里的一句“没白疼”？巨大的荒谬感和背叛感淹没了我。我看着我妈，
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此刻却陌生得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怪物。她的清醒，
比她的疯狂更让我害怕。接下来的日子，我妈彻底“正常”了。她不再煨汤，
不再对着门发呆。她开始频繁地出门，拿着那份合同和补偿协议，去打听附近的楼盘，
去房产中介咨询，回来会跟我算账，首付多少，月供多少，哪里地段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