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冒用我名字上了北大，我在电子厂打工供她读书。十年后她成了高管，我累出肺癌晚期。
她来医院丢给我两万块：“别说认识我。”我死了，
她却在同学会上哭诉：“我妹妹从小不学好，我很痛心。”没人知道，
她保险柜里锁着我的录取通知书。1一九九九年的夏天，空气是粘稠的，
知了的叫声把梧桐树的影子都震得发颤。我叫李星，那一年我十八岁。
邮递员骑着那辆掉漆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巷子口扯着嗓子喊：“李星！有你的挂号信！
北京来的！”我的心脏在那一瞬间停止了跳动，然后又疯狂地擂鼓。我冲出家门，
手心全是汗，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时，手指都在抖。信封的一角，
印着一行烫金小字：北京大学。我不敢当着外人的面拆开。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口，
那层薄薄的纸，却有千斤重。我跑回家，把自己关进房间，背靠着门板，一点一点，
用指甲划开信封的封口。一张折叠的纸滑了出来。“李星同学，
恭喜你被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后面的字，我一个也看不清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录取通知书上，晕开一小片墨迹。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
我们这个小镇，几十年来第一个北大生。我想象着未名湖的塔影，
想象着图书馆里浩瀚的书海，想象着那些只在书本里见过的学者教授。我的人生，
就要从这个闷热的小镇，奔向一个光芒万丈的未来。我冲出房间，
想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爸妈。客厅里，爸妈都在，姐姐李娟也在。她比我大两岁，
高考失利后，一直在家待着，脸色总是阴郁的。我举着通知书，
声音因为激动而变了调：“爸，妈！我考上了！是北大！”父亲接过通知书，
脸上的皱纹舒展开，连连说了三个“好”。母亲激动地抹着眼泪，拉着我的手，
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纸。只有李娟，她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她的眼神穿过我，
落在通知书上，那里面没有喜悦，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不见底的贪婪。那天晚上，
我们家请了所有亲戚吃饭。我成了整个家族的焦点，被各种赞美和期许包围。
我喝了一点米酒，脸颊滚烫，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也不过如此。幸福的幻觉，
在第二天清晨被彻底击碎。我的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我翻遍了整个房间，枕头下，
书桌抽屉里，书本的夹页里，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那张承载我所有梦想的纸，
凭空消失了。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我冲进李娟的房间。
她正在镜子前梳头，见我进来，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你看到我的通知书了吗？
”我的声音带着颤抖。“没看见。”她回答得干脆利落。她的旅行包就放在床脚，
拉链没拉严。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一把拉开。包里是几件换洗的衣服，最上面，
就放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只是，通知书上贴照片的位置，
我的一寸照已经被小心翼翼地撕了下来，旁边放着一张她的照片，还有一瓶没开封的胶水。
那一刻，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我全身的血液冲上头顶，又在瞬间冻结。我看着她，
她也从镜子里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慌乱，只有一种冷漠的决绝。“你想干什么？
”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我想去上大学。”她说得理直气壮，
“你再去考一次不就行了？反正你学习好。”“这是我的大学！我的名字！”我尖叫起来，
冲过去想抢回通知书。她死死护住，我们两个撕扯在一起。爸妈闻声赶来，看到这一幕，
都愣住了。母亲先反应过来，她拉开我，把李娟护在身后。“星星，你干什么！对你姐动手！
”我指着李娟手里的通知书，眼泪再也忍不住：“她偷我的通知书！她想冒名顶替我去上学！
”父亲的脸色变得铁青。他从李娟手里夺过通知书，
看了一眼那张被撕掉的照片和旁边李娟的脸，然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那沉默，
比任何打骂都让我感到寒冷。“爸，那是我的……”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闭嘴！
”父亲突然一声怒喝，打断了我。他抽着烟，一口接一口，整个客厅烟雾缭绕。
母亲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星星，你听妈说。你姐她……她也是一时糊涂。
可你想想，你姐的性子，比你活络，比你会来事。她去北京，肯定比你有出息。再说了，
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要嫁人的。”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这些话，
像一把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反复切割。“可那是我的大学！”“什么你的我的，
都是一家人！”父亲把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里，站了起来，语气不容置喙，“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你姐去上学。你去广东的电子厂打工，给你姐挣学费。你姐将来出息了，
还能忘了你这个亲妹妹？”我呆住了。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分崩离析。
我看着父亲不容反抗的威严，看着母亲闪烁其词的安抚，
再看看角落里李娟那张毫无愧意、甚至带着一丝得意的脸。我明白了，
这不是一场临时的闹剧，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合谋。我不是他们的女儿，
我只是一个可以为姐姐的未来铺路的工具。“都是为了这个家好。”母亲还在我耳边念叨，
“你听话，家里会记着你的好的。”我没有再说话，也没有再哭。眼泪流干了，心也死了。
一个星期后，李娟拿着贴着她照片、写着我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亲戚们都来送她，鞭炮声震耳欲聋。父亲拍着她的肩膀，满脸骄傲地说：“给家里争光！
”而我，拿着一张南下广东的火车票，被母亲塞了二百块钱，
独自一人踏上了另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站台，
看着父母和李娟其乐融融的画面，心里一片死寂。我的北大，我的人生，从这一天起，
被偷走了。2深圳的夏天，比家乡更像一个巨大的蒸笼。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工业废料和廉价快餐混合的味道。我落脚的地方，
是宝安区一个叫“新围”的城中村。我进了那家最大的电子厂，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
我的工牌上，印着我的名字：李星。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只有两班倒。我被分到了夜班，
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车间里的噪音震耳欲聋，上百台机器同时运转，
发出永不停歇的轰鸣。我们每个人都戴着耳塞，但那声音还是像无数根钢针，扎进大脑。
空气中飘浮着看不见的粉尘，带着一股刺鼻的金属和塑料烧灼的气味。
我们戴着最薄的一次性口罩，聊胜于无。我的工作，是给手机主板上的一个特定位置，
用镊子夹起一个比米粒还小的电容，精准地放上去。每天十二个小时，我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成千上万次。眼睛因为长时间聚焦而酸痛干涩，脖子和肩膀像灌了铅一样僵硬。下班时，
天已经大亮。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发冷。我回到那个不足八平米的出租屋，
那是一间被房东隔出来的握手楼单间，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永远没有阳光。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上那件沾满粉尘的工服脱下来，然后倒在床上，立刻就能睡着。
梦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和流水线滚动的白光。每个月的十五号，是发工资的日子。
扣掉社保和住宿费，到手一千二百块。我留下二百块作为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
剩下的那一千块，我会立刻去邮局，一分不差地汇到李娟在北京的账户上。汇款单上，
收款人姓名写着“李星”，但我知道，取走这笔钱的，是李娟。每一张汇款单，
都像是我从自己身上割下来的一块肉。第一个月寄钱的时候，
我对自己说：“等姐毕业就好了。”李娟偶尔会给我打电话，通常是在月末，
钱花光了的时候。电话接通，她总是先用一种轻快的、施舍般的语气问我：“星星，
最近怎么样？工作累不累啊？”不等我回答，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大学生活”。
“我们今天上了朱光潜的美学课，老教授特别有风度。下午在社团排练话剧，我演女主角。
对了，学校的银杏叶黄了，铺满了整个校园，特别漂亮，我下次寄明信片给你。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她描述的，是我曾经拼尽全力去够的梦想。
而现在，我只能在噪音和粉尘里，听着她偷走我的人生，还用它来向我炫耀。我从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对了，星星，”炫耀过后，她总会话锋一转，“我最近要买几本参考书，
还想报个英语辅导班，生活费有点不够了……你下个月能早点寄钱过来吗？”“好。
”我永远只有一个字。挂掉电话，我走进出租屋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五个馒头。
这就是我接下来三天的口粮。她确实寄过明信片来。上面是金碧辉煌的北大校门，
是波光粼粼的未名湖。她在背面写着：“星星，你看，我们的学校多美。你要照顾好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明信片都是学校门口小卖部卖的，上面的风景图，
是她从网上随便下载打印的。她甚至懒得亲自去拍一张照片。
日子就在这种麻木的重复中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像一台被过度使用的机器，
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最开始是咳嗽，一阵接一阵的干咳，尤其是在粉尘大的车间里。
后来，咳嗽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会咳得喘不上气，胸口针扎一样疼。工友们都说，
这是“工厂病”，很正常。我买了最便宜的止咳糖浆，喝下去，能暂时压住。我越来越瘦，
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有时候夜班下班，在路边摊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会觉得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