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市第一医院心外科手术室的灯还亮着。赵明盯着监护仪上的数据，
又看了看手术台上那个消瘦的老人。病人叫王建国，六十二岁，因胸闷入院。
造影显示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只有百分之五十，按照最新指南，根本不到放支架的标准。
可主任坚持要放三个。“赵医生，还在等什么？”麻醉师小李打了个哈欠，
“早点做完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两台呢。”赵明的手在微微颤抖。
他眼前浮现出下午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份家属签字文件——王建国的女儿王秀芹，
一个穿着褪色工装的女工，颤抖着手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她凑近时，
赵明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机油味和汗味。“医生，我爸...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吗？
厂里刚破产，我...”她没说下去，但从她数钱时那一叠新旧不一的钞票，
赵明已经明白了。“这是最稳妥的方案。”主任当时是这么说的，
声音平稳得像在念天气预报。而现在，王建国的胸腔已经被打开。“血压下降！
”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警报。赵明心脏猛地一跳：“怎么回事？”“病人出现室颤！
”护士喊道。“200焦耳，准备除颤！”赵明接过除颤板，“清场——电击！
”王建国的身体在手术台上弹了一下，监护仪上的直线依旧毫无波澜。
“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赵明声音开始发紧，“继续胸外按压！”三十分钟后，
赵明宣布了死亡时间。他脱下手套时，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病人死亡，但这一次，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闷得他几乎无法呼吸。
手术室外，王秀芹的哭声撕心裂肺。
“我爸进去时还好好的...不是说只是个小手术吗...”她瘫倒在地，
手里还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缴费单。主任走过来，拍了拍赵明的肩：“医疗意外，
谁都不愿意看到。去做份记录，重点是病人自身情况复杂，手术风险已充分告知。
”赵明抬头，看见主任眼中闪过一丝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惋惜，
更像是...如释重负？第二天晨会，主任将王建国的死亡定性为“难以预料的并发症”。
病历被精心修改：狭窄程度从50%改为85%，
既往病史添上了“不稳定型心绞痛”和“药物控制不佳”。“赵明，这是你这个月的绩效。
”会后，主任递给他一个信封，比平时厚了不少。赵明回到办公室，打开信封，
里面除了工资，还有一张额外的一万元现金，没有备注。他的手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
那天晚上，赵明没有回家。他鬼使神差地来到医院档案室，
调出了过去半年所有心内科介入手术的记录。一页页翻看，他的后背渐渐被冷汗浸透。
三十七例支架植入手术中，至少有十一例根据指南根本达不到手术指征。而这些病人，
大多是自费或医保报销比例低的群体。更巧合的是，
这些手术用的都是“康健”公司的最新款支架，单价是普通支架的三倍。凌晨两点，
赵明抱着一叠复印的病历走出医院。夜风很冷，他却觉得脸上发烫。一周后的周四，
赵明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除了院长和主任，还有一位穿着昂贵西装的中年男子。
院长介绍说是康健医疗器械公司的区域经理，姓陈。“赵医生年轻有为啊。
”陈经理热情地握手，手指上硕大的金戒指硌得赵明生疼“我们公司最近有批学术交流名额，
瑞士巴塞尔，下周出发，主任推荐了你。”赵明愣住了。巴塞尔心脏学术会议，
那是心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舞台。“我...最近病人比较多，可能走不开。
”主任笑了：“小赵，机会难得。你的病人我会安排其他人接手。
”陈经理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精美的信封：“这是邀请函和机票，酒店已经订好了，
就在会场旁边。”赵明接过信封，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除了邀请函、头等舱机票，
还有一个厚厚的白色信封，没有封口，隐约可见里面一叠欧元。“这是...？
”“一点零花钱，出门在外总需要用的。”陈经理的笑容无懈可击。
赵明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他感到一阵恶心，
却看见院长和主任平静的眼神——他们显然知道一切，甚至可能已经习惯这样的安排。
“我需要考虑一下。”“考虑什么？”主任收起笑容，“赵明，你是聪明人。
医学不只是技术，更是人情世故。”那天晚上，赵明开车来到城西的老工业区。
根据病历地址，他找到了王建国的家——一间五十平米的旧公房，
阳台上还晾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王秀芹开门时，眼睛还是肿的。“赵医生？”她认出了他，
表情复杂。“我...我来看看。”赵明不知该说什么，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显得苍白又可笑。屋子很小，但整洁。墙上挂着王建国的黑白遗像，前面摆着几个橘子。
最让赵明注意的是墙角堆着的药盒——都是最便宜的国产药，有些甚至已经过期。
“我爸一直舍不得吃好药。”王秀芹苦笑道，“他说国产的也一样，
省下的钱给我女儿上学用。”赵明感到喉咙发紧。他瞥见桌上摊开着一个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借款记录张姐三千，李哥五千，厂里工会两千...总共六万八，
正是手术自费部分的金额。“这些钱...”“慢慢还，总能还清的。”王秀芹的声音很轻，
却像重锤砸在赵明心上。离开时，赵明在楼下坐了很久。他拿出手机，
打开那个白色信封的照片——八千欧元，约合六万人民币，正好是王秀芹借款的数目。
多么讽刺的巧合。一周后，赵明没有去瑞士。他去了市卫生局。接待他的官员听完陈述，
表情从认真变为微妙“赵医生，你说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但医疗行为很复杂，指南只是参考，
医生有临床裁量权...”“可是十一例明显不符合指征的手术，
这难道只是裁量权的问题吗？”赵明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官员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赵医生，
你还年轻。有些事...我建议你先和医院内部沟通。没有确凿证据，我们很难介入。
”“这些病历复印不算证据吗？”“病历只能说明诊疗过程，不能证明医生主观故意。
”官员顿了顿，“而且，如果医院统一说法，这些病历的证明力就很有限了。”走出卫生局，
赵明站在台阶上，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他想起主任常说的一句话：“在医院里，
你首先要学会的不是治病，而是生存。”那天晚上，
赵明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赵医生，巴塞尔的机票改签截止到明天。风景很美，
值得一看。”他盯着手机屏幕，忽然意识到什么，冲到电脑前搜索“康健医疗公司 股东”。
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女婿。
赵明瘫坐在椅子上，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接下来的一个月，
赵明开始悄悄收集更多证据。他利用夜间值班时间，
偷偷复印手术记录、耗材清单、财务结算单。
他发现康健公司的支架不仅用在不需要的病人身上，
连规格都常常被高报——实际植入的是普通型号，收费却按最新款计算。与此同时，
他在医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先是手术排班明显减少，
然后是他负责的病人被各种理由转给其他医生。晨会上，
主任开始不点名批评“某些年轻医生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最明显的变化是同事的态度。
曾经一起喝酒吐槽的住院医们见他就躲，护士站的闲聊在他走近时会突然停止。
赵明成了医院里的透明人，还是带着传染病的那种。一天下午，赵明被叫到主任办公室。
里面除了主任，还有两位陌生人。“赵明，这两位是医院的律师。”主任的表情很严肃，
“最近有一些关于我们科室的...不实传言。我们知道你是个负责任的医生，
应该不会参与传播这些谣言。”这不是询问，是警告。“我只是在做医生该做的事。
”赵明听到自己说。主任深深看了他一眼：“医生该做的事是治病救人，
不是给自己和医院惹麻烦。”谈话结束后，赵明在走廊遇到了心内科的刘医生。
两人擦肩而过时，刘医生突然低声说“王建国的女儿昨天来了，说要投诉。主任亲自接待的，
最后...她放弃了。”“为什么？
”刘医生左右看了看：“听说她女儿的小学收到了匿名捐款，正好够三年的学费。
而她在纺织厂的工作，从临时工转正了。”赵明如遭雷击。“赵明，收手吧。
”刘医生轻声道，“这个系统太大了，你撬不动的。”那天深夜，
赵明将所有收集到的证据扫描，打包发给了省卫生厅的举报邮箱。点击发送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