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这是李崇山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感觉。他试图活动右手，却只换来一阵麻木的抽搐。
视野里是熟悉的橡木地板纹路，只是此刻，那些纹路在他眼中扭曲、放大，
像是一条条通往深渊的裂缝。他想喊老伴的名字，喉咙里却只发出“嗬嗬”的怪异声响。
浴室的门半开着，水汽已经散尽。他记得自己洗完澡，擦干了身体，然后世界突然旋转起来。
现在他趴在卧室地板上，离床只有一米之遥，却像隔着整片太平洋。电话铃响了。
李崇山知道一定是医院打来的。老伴还在病床上等着他，护工小张不能下班，但他动弹不得。
铃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响了十五声后戛然而止，然后又响起，如此反复。
每一轮铃声都像在抽打他的尊严。他费力地转动唯一能动的左手，向床的方向爬去。
手指在地板上抠出细微的刮擦声，在寂静的房间里被无限放大。每挪动一寸，
身体就像被撕裂一次。汗水浸透了他刚换上的睡衣，与地板上的灰尘混在一起。终于，
他抓住了垂下的床单，但怎么也没力气把自己拉起来。八十二岁的身体，
曾是校篮球队主力的身体，如今像一袋散了架的骨头。他放弃了，把脸贴在地板上，
闻到了清洁剂和衰老混合的味道。---1962年的夏天，
二十二岁的李崇山站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手里拿着物理系优秀毕业生的证书。
系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崇山啊，中科院那边点名要你，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同寝室的王建国凑过来，眼里满是羡慕：“老李，你这下可是鲤鱼跃龙门了。
以后成了大科学家，别忘了咱们这些穷兄弟。”李崇山笑了笑，心里却沉甸甸的。昨天，
他收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和妹妹拉扯大，
靠着一台缝纫机供他念完了大学。妹妹已经出嫁，丈夫是普通工人，家里也不宽裕。“老师，
我...”他犹豫着开口，“我再考虑考虑。”系主任皱起眉头：“考虑什么？
这种机会多少人求之不得。你留在北京，前途不可限量。”那天晚上，
李崇山在图书馆后面的石凳上坐了很久。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他想起了家乡那座小城，想起了母亲佝偻的背影。最终，他撕掉了已经填好的留京申请表，
重新写了一份：自愿分配回原籍。回到宿舍时，
王建国正兴奋地收拾行李：“我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了！咱们以后多联系啊，老李，
你分哪儿了？”“师范学院。”李崇山低声说。王建国愣了半天，最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什么也没说。多年后，当李崇山在《物理学报》上看到王建国的论文时，
他正忙着批改师范生的普通物理作业。那些浅显的题目，他的学生有一半都做不对。
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看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学生，忽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坚持了更长的时间。李崇山的手指在地板上划拉着，
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是老花镜。他费力地戴上，世界清晰了一些。
离他不到两米远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全家福。那是2005年拍的，
两个儿子都带着妻子孩子从美国回来过年。那时候，他和老伴身体都还硬朗，
一大家子人挤在老房子里，热闹得很。大儿子李文轩站在左边，像他年轻时一样挺拔，
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他这个年纪不曾有过的自信。小儿子李文博在右边，搂着妻子，
笑得没心没肺。两个孙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坐在他和老伴膝前。“爸，妈，
咱们去照相馆拍张正式的全家福吧。”文轩提议。
李崇山当时还有些不情愿：“花那冤枉钱干嘛，自己拍不就得了。”“不一样，这是留念。
”文轩坚持。现在，李崇山盯着照片，突然明白了儿子当时的用意——他们都知道，
这样的团聚会越来越少。照片里的他笑得很矜持，那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克制的笑容。
但现在，他趴在地板上，口水顺着嘴角流出来，在木地板上积了一小滩。
他闻到自己身上的酸臭味，混合着老年人特有的衰败气息。---1978年，
李崇山三十八岁，已经是师范学院物理系的副主任。系里分房，他分到了一个小两居，
虽然只有五十平米，但终于不用和另外两家共用厨房厕所了。搬家那天，
他高兴地多喝了两杯。“崇山，你看谁来了！”妻子林秀英在门外喊道。李崇山走出去，
看到一个穿着中山装、头发花白的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两盒点心。“王...建国？
”他愣了几秒才认出来。“老李！可找到你了！”王建国大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原来，
王建国随中科院的代表团来省城开会，特地绕道来看他。两人坐在简陋的新家里，
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你现在怎么样？”李崇山问。王建国叹了口气：“前些年不太好，
现在总算能安心做研究了。你呢？还在师范学院？”“嗯，带带本科生，也挺好。
”王建国环视了一圈狭窄的客厅，欲言又止。最后，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杂志：“这是我最近发的一篇文章，关于粒子物理的。
”李崇山接过杂志，翻开那篇论文，复杂的公式和图表映入眼帘。那些符号他大都认识，
但组合在一起，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感到一阵眩晕。“了不起。”他合上杂志，
由衷地说。王建国摇摇头：“比起国际上，我们还差得远。这次来，
其实还有件事...我们组缺人，你要不要考虑来北京？虽然开始可能只是副研究员，
但以你的基础...”“我...”李崇山张了张嘴，看向厨房里忙碌的林秀英。
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挺着肚子在切菜。大儿子文轩六岁，正趴在桌上写作业。“算了，
我在这儿挺好。”他说。王建国没再劝他。临走时，王建国站在门口，突然回头说：“崇山，
你还记得毕业那年，你在未名湖边说的那句话吗？”李崇山摇摇头。“你说，
你想研究宇宙最基本的规律，想弄明白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王建国笑了笑，
“那时候，咱们都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门关上了。李崇山站在门口，久久没有动。
林秀英走过来，轻声说：“你要是想去...”“不去。”他打断她，“我在这儿挺好。
”那天晚上，李崇山失眠了。他起身走到阳台上，看着这座小城稀疏的灯火。远处，
师范学院的教学楼只有几扇窗户还亮着灯，大概是学生在熬夜复习。他知道，自己的世界，
就只有这么大了。---地板越来越冷，寒意透过睡衣渗进骨头里。李崇山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身体的失控。他一生都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也从未如此狼狈。他想起去年摔的那一跤。在浴室里滑倒，膝盖磕在瓷砖上，半天起不来。
最后还是林秀英听到动静，叫了邻居来帮忙。那天晚上，
他第一次主动给两个儿子打了视频电话。“爸，你没事吧？”屏幕里，文轩的脸有些变形，
声音也断断续续的——网络不太好。“没事，就摔了一下。”“要不请个保姆？钱我们出。
”“不用，我和你妈还能行。”“那...有什么需要随时说。”挂断电话后，
李崇山对着黑屏的手机坐了很久。他想告诉儿子，他需要的不是钱，
而是有人能在他摔倒时扶他一把。但他没说出口。从小到大，他教育儿子要独立，要坚强，
要追求更高的目标。现在，他不能打自己的脸。文博的电话稍晚一些打来，背景音很嘈杂，
像是在实验室。“爸，听说你摔了？严重吗？”“不严重。”“那就好。
我这边正忙一个项目，下周要交报告。妈呢？”“睡了。”“替我向妈问好。对了，
Peter今年考上了斯坦福，全额奖学金。”文博的语气里满是骄傲。
Peter是文博的儿子，李崇山的孙子。他只见过三次面，最后一次是五年前。
那孩子现在应该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上次视频时，他用生硬的中文叫了声“爷爷”，
然后就转头用英语和父亲说话。“恭喜。”李崇山说。“爸，我得挂了，还有个实验。
”“好。”电话断了。李崇山放下手机，走到书桌前，翻开一本相册。
里面有文轩和文博小时候的照片，有他们第一次骑自行车的，有他们拿着奖状的，
有他们离家去北京上大学时在火车站拍的。那时候，两个孩子都还离不开他。
他记得文轩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兴奋地跑回家：“爸！我考上了！物理系！
”李崇山看着通知书，手有些抖。北大，他曾经放弃的地方，儿子替他去了。“好，好。
”他连说了两个好字，转身进了书房。林秀英跟进来，看见他正在抹眼睛。“哭什么，
这是好事。”“我没哭。”李崇山戴上眼镜，翻开一本书，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四年后，
文轩拿到杜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送别时，李崇山在机场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出去好好学，
别给中国人丢脸。”“爸，你放心。”文轩的眼睛亮晶晶的。文博走的更干脆，
连送机都没让父母去。“又不是不回来了，别搞得这么伤感。”他拖着两个大箱子，
在门口拥抱了父母，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现在，李崇山趴在地板上，突然很想知道，
如果当年他没有那么坚持让儿子“往高处走”，如果他们留在国内，哪怕不在一个城市，
至少能时常回来。如果...但人生没有如果。---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
最后停在了楼下。李崇山听到杂乱的脚步声、敲门声，然后是邻居老赵的声音：“李老师！
李老师你在家吗？”门被撞开了。几个人冲进来，看到地上的他，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快！
叫救护车！”老赵喊道。“已经来了，在楼下。”有人给他盖上了毯子，有人试图扶他起来。
